逸川夫

　　證監會、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近日聯合發佈《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銀行基本服務擬實行政府定價。有人稱，《辦法》提出的政府定價、指導價範圍太窄，要求銀行收費“提前報告”和“明碼標價”，反而從法律上為銀行“高收費合法化”留下缺口。另外，《辦法》對於銀行可自行制定的市場調節價，未提及與金融消費者商量或徵民意見。(2月12日《廣州日報》)

　　頗長一段時間以來，關於商業銀行的暴利與高收費的信息揭示漸多，這雖然也是一種社會進步，但這類揭示轉化為監管、制衡、約束的措施明顯滯後。反正痛揭歸痛揭，根本未觸及問題之根本，未引起法律制度的應有痛覺。幾大國有商業銀行，一提銀行亂收費，就説這是與國際接軌，從不提及自己的服務水平與別人之間的巨大落差；一提及銀行管理水平較低，就拿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作擋箭牌，而在工資待遇上，銀行高管卻從未拿“發展中國家”作為自己的參照對象。

　　究其根源，還是在於目前國有企業本身所存的體制欠缺造成。制定和完善政策和法律規定的機構，天然地與半官方性質的國有商業銀行之間，根本難以廓清行政與利益關係。即便這些國有銀行上市，也是為了從原本弱不禁風的股市中去抽取大多數不明真相的散民的血。這使得“吃利差”與依法增加種類繁多的“手續費”一直未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從不久前公佈的業績看，幾家上市銀行，去年利潤最多的增加50%，暴利水平確已超煙草、石油等行業。

　　這種由高息差、高收費支撐而起的銀行暴利，必然會危及到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每當一個制度、法律、法規出來，都可以從字裏先行間看出制定者的立場和站位，可以看出它們後面似乎存在著某種利益關係之影。一個靠著壟斷經營並名目繁多的高收費的銀行，一個只向已集團化(甚至私利化)國企供款不計回報的銀行，一個靠全民存款卻難造福全民且吝嗇向有著大多數國民就業的中小企業貸款的銀行，或許理論上有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可能，但實際上，於此法律環境下，只會讓銀行“吃息差”與“收手續費”更加心安理得，甚至拆掉了倫理枷鎖。

　　眾所週知，我們的國有商業銀行不是靠自己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搏擊本事發展壯大起來的，大多是靠全體人民的支持，靠並不天然的政策不斷融資，靠國家不斷的投入一步步長胖起來的。於此，國內幾大國有商業銀行，不應繼續只配享國企特權而不擔起碼的國企職責；不該繼續讓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成為一句只具理論意義的口號。所以，當前亟待國有銀行降低貸款利率取消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變相收取的貸款資費和銀行産品的服務收費。

　　而今，既然三部委主導草擬的這一《辦法》，已經受到國人的廣泛詬病，説明其間可能存在改革力度不足、變相為銀行高收費掙法律之腰等未周之處。況且，該法規尚處廣納民諫的階段，更當進一步“從上至下、從下而上”的反復磋商，幾易其稿，力爭最大限度地號準蒼生脈搏，使該法規能真正起到約束商業銀行的繼續暴利的衝動的作用，能扭轉銀行並未成為服務實體經濟使其壯大發展的主力軍的窘局。(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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