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部委聯合發佈《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銀行基本服務擬實行政府定價。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要求銀行收費“提前報告”和“明碼標價”，反而從法律上為銀行“高收費合法化”留下了缺口。(2月12日《廣州日報》)

　　應該説，僅從“價格管理”的角度來看，法律人士對於上述“徵求意見稿”的批評質疑相當中肯。據銀監會去年7月公佈的數據，“中國銀行業服務項目共計1076項，其中226項免費，佔總數的21%；收費項目850項，佔79%”。而媒體提供的統計則顯示，“目前我國銀行業的收費項目多達三千種，七年間增加了10倍”。

　　這種背景下，單靠有限的“政府定價”和“明碼標價”，確實不足以遏制銀行亂收費不斷膨脹的趨勢，反倒很可能會為它的進一步滋長大開方便之門。

　　因為一旦施行這種強力的政府價格管制，其換來的結果和代價必然是，一方面，銀行亂收費被政府亂定價取代。要知道，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真正的合理價格只能是依據市場規律自由競爭、公平博弈的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權力主導的價格管制全面介入，勢必會嚴重妨礙價格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産生以“計劃”取代“市場”的消極後果。

　　稍加品味，我們不能發現，“政府定價範圍太窄，市場自由調節空間過大”的質疑暗含了這樣一種判斷：“銀行亂收費”的根源在於政府管制太少、市場自由太多，事實其實正好相反。目前我國銀行業之所以會存在包括“亂收費”、“壟斷暴利嚴重”等諸多問題，恰恰是因為政府管制太多、市場自由太少。

　　比如，政府對銀行業準入的嚴厲管制——— 導致民資進入銀行業的門檻依然畸高，少數國有商業銀行依然保持著對金融市場的強勢壟斷地位。再如，政府對銀行利率的嚴格管制———導致國有商業銀行僅憑源自權力的高額利差，便能輕鬆攫取連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超額壟斷暴利。

　　因此，將治理銀行亂收費的希望寄託于政府價格管理甚至管制，從長遠來看，其實並不靠譜。不僅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銀行亂收費問題，反倒很可能讓“亂收費”的真正壟斷根源及其背後的政府管制、權力干預基礎，更加趨於牢固隱蔽並被不斷“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