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狀未改觀之前，談論“三公”經費的合理性是奢侈的、沒有意義的，其合理性，必須通過財政民主加以實現。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最近撰文指出，“三公”經費並非越少越好，更加合理化，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關於配車的範圍，他説不能以級別為標準，比如縣長是處級幹部，原則上不能配車，但是也不能讓縣長騎著自行車到處去開會、檢查和應急。

　　“‘三公’經費並非越少越好”，這個邏輯判斷大體上是説得過去的。的確，如果“三公”經費少到影響政府正常運作的程度，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政府破産了，誰為公眾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至於説到“三公”經費的“合理性”，就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雖説“科技與管理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科技與管理還是存在質的不同。科技存在著超然于主觀之上的內在規律，管理則具有更多的社會性和鮮明的政治性。一項公共政策的“合理”與否，根本不存在客觀的、統一的標準，不同群體的感受千差萬別，甚至迥然不同。用民間視角審查，“三公”經費當然是越少越好，若能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何樂而不為？如問“三公”消費主體的感受，當然是——茅臺比二鍋頭好喝、IPad比U盤好用、奧迪比帕薩特舒適……“三公”經費自然越高越“合理”。君不見，每當離奇的“三公”消費事件被曝光，當事人總能找到“合理”的藉口。

　　就“到處去開會、檢查和應急”作為縣長配車“合理性”的邏輯，也未必站得住腳。縣長能不能“騎自行車去開會、檢查和應急”，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如果就近開會、檢查和應急，縣長為什麼就不可以騎自行車？不能騎自行車，也可以選擇坐公交、打的士、開私車等，而不是非得公款配車、司機不可。

　　在一些公共財政管理比較成熟的國家，別説區區的縣長，即使部長也不是全能享受公車待遇，如英國只有首相和外交大臣、財政大臣等內閣中少數幾位人物出行才配有公車。缺乏足夠的公車，也絲毫不影響他們的行政效率，照樣高效運轉，由此可見所謂的“不能讓縣長騎著自行車到處去開會、檢查和應急”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為與不為在乎管理者的決心，能不能為視乎制度安排。

　　“三公”經費支出畸高長期困擾社會，總得不到有效糾正，很大程度上是權利失衡的結果。政府為了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而徵稅，納稅人為了獲得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而納稅，納稅人和政府就像是委託人和受託人，是兩個平等的主體。

　　然而，長期的實踐卻導致這樣的結果：納稅人權利旁落，缺乏相應的話語權，而一些財政資金的使用者卻不受約束，隨心所欲。在現狀未得到改觀之前，談論“三公”經費的合理性是奢侈的、沒有意義的。“三公”經費的合理性，必須通過財政民主加以實現，這一思路主要體現在兩個節點，一是事前控制，二是事中監督。加大對政府預算編制的審議，使預算更科學、更精細、更貼近民意，是為事前控制；將公共財政的運行置於陽光之下，接受公眾挑剔的目光，是為事中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