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011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慈善會及紅會系統中，只有1。3%捐款到了慈善會之外的社團、民非和福利院，而即使在這1。3%的捐款接收部門中，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組織(《京華時報》2月6日)。

　　顯然，不用懷疑，或許正是源於官方與半官方部門對社會公益組織的控制與壟斷，才使得本應具備社會自治特徵的染上了濃厚的行政色彩，同時也讓一些行政權力部門因為沾上了“利益”，不僅使行政權力的公正性，以及公益組織的公信度在過去一段時間裏倍受社會公眾懷疑。所以在此前提條件下，超脫利益與放鬆管制，也許才是行政權力與公益組織恢復社會公信的前提。

　　首先以行政管理社會角色看，無疑應當承認，行政權力作為一種由公眾讓度自身權利並經法律授權的公權力，可以説，只有當權力在法律規定範圍運行並以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最大化為自身追求目標時，才可以説這樣的行政權力具備了社會所要求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權力是否能夠超脫于利益之外，就是衡量行政權力能否擁有、以及能夠擁有多大社會公信度的一把重要標尺。

　　在此具體就以上述慈善捐款流向為例來説，應該説，2010年中國有58。3%捐款流入政府、慈善會及紅會系統，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不僅證明了當前行政權力對公益組織的控制與壟斷嚴重，而且同時大比例捐款的傾向性流向也説明了官方對捐款及其去向的支配，乃至其中的利益關係。

　　而在此之所以會如此説，這因為政府作為現行慈善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監管者，如果其所制定的制度及其監管方式，總是處處透露出自利的傾向，或總想按照自已需要控制或支配捐款的流向。那這只能説明這樣的政府並非是獨立於利益之外的組織，相反恰恰卻應該是相關利益中人。而背後道理説來也很簡單，顯然不能否認，在過去相當時期內，相關官方與半官方性質的組織也對社會公益事業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不過在社會處於轉型的今天，尤其是當公眾權利意識已經覺醒並主張自身公益活動自治權利時，那對行政管理部門而言，是否遵從社會公共意志，是否將相關權力還給社會公眾，就不僅是一種社會權利與權力的關係反映，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時還是衡量行政權力所有社會性質與角色的一把標尺。

　　所以筆者認為，2010年中國有58。3%捐款流向政府、慈善會與紅會系統的事實本身已經證明，當前公益組織公信度之所以會招來懷疑，其中除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與官方對公益活動的控制與壟斷相關外，更重要的還是與權力自身是利益中人密切相關。

　　(來源:中國江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