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回農村老家，許多外出打工的鄉親都回家過年了，和他們聊起當下熱議的“農民工改稱謂”和“農民工市民化”話題，鄉親們並無多大興趣，他們認為，辛辛苦苦幹了一年活，年底不被欠薪就謝天謝地了。

　　我們關注改名，農民工關注欠薪。這也正好回應了一項相關調查結果：面對工作環境、社會保險、工資水平、技能培訓等諸多問題，受訪農民工最大的心願是“工資發快一點”、“工作時間短一點”。（2011年11月9日《海口晚報》）

　　資料顯示，雖然勞動法對於勞動時間有著明顯規定，但大部分農民工日工作時間平均在9小時以上，許多人根本就沒有節假日和休息日；約6成農民工就業于職業健康風險高的行業，行業職業病發病率佔全國總發病率的8成以上；他們除了平均月收入不足城鎮企業職工收入的6成，還要面對工資被剋扣、討薪難等問題。當許多地方忙著給農民工改換一個足夠溫暖、足夠尊重名稱的時候，許多農民工正在最低端、辛苦的崗位上加班加點，正在為討薪上演著爬吊塔、拜河神、跳樓秀等，這種現實不能不令人尷尬。

　　不是農民工需求願望低，也不是他們沒有更高追求，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當收入、安全這些基本需求被滿足以後，歸屬感、被尊重感等更高層級的需求才會出現。正因如此，政府部門在出臺一項有利於農民工的新舉措時，不妨先聽聽他們的意見和感受，了解他們到底更需要什麼。在一系列最基本權利都得不到落實的情況下，加在他們頭上的名號越光鮮，他們的心理落差和排斥感就會越大。

　　這些年，輿論對農民工被歧視、難融入城市的批評之聲越來越高，各地也表態要進行戶籍改革，但這遠非一個表態問題。不僅因為農民工城市化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太多：收入、教育、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等，每一個都是難題；還在於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改革，都是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民要進城獲得均等的公共服務，必須靠出賣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來贖買，政府從不做蝕本買賣。甚至，即使農民交出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也未必能享受到“城市人”待遇：我國目前約有4000萬被城市化的失地農民，仍游離于城市的邊緣。不僅如此，在目前條件下，即使農民工可以獲得城市戶口，基於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的不穩定性，許多人的市民化夢想也會成為泡影。

　　農民工地位低、無法城市化，説到底，並不在於有沒有一個溫暖的名字，也不在於城市人對其態度如何，主要還在於長期的城鄉二元格局制度設計，讓他們無論在就業、收入還是社會保障方面，都無法得到與城市人均等的機會。而且，農民工作為當今中國産業工人的主體，可謂付出巨、辛苦多、貢獻大，卻難以獲得與之相對等的收入。哪一天制度對他們不再歧視了，勤勞致富能夠真正照進現實，農民工的問題也就變得簡單起來。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