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川夫

　　這段時間，跟農民工這個稱謂叫上板的人漸次增多。先是去年12月20日，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説，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對進城務工人員一個很大的歧視，呼籲取消。接著是1月12日《大河報》和《廣州日報》分別報道稱，11日，河南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歧視，提請變更“農民工”這個稱謂，深圳高驪等4名人大代表建議將農民工改為“援建者”。

　　是的，稱謂的更新，是更新一些人特別是公職人員腦中的固化意識的第一步，但在現實的勞動保護環境之下，這樣的只是稱謂變更沒有多少意義。不信我們去城市隨處可見的工棚裏問問那些農民工兄弟姐妹，什麼稱謂他們真的覺得無所謂，他們真正感到“有所謂”的，是社會地位的公平、公正。只有革新戶籍制度所依附的不平等的公民勞動、就業、維權、上學、就醫的權利，才是掙脫“只叫著好聽而做得難看”的怪圈。

　　實際上，農民工就是農民工，這個稱謂雖然在官方文件裏，學者論文中出現，顯得是有點不體面，但卻是奔波和生活在社會較低層面的公民的真實寫照。什麼援建者也好，外來工也罷，都還是一些虛晃的東西，當不得飯吃。農民工的醫保仍還是人為設置的三六九等，生不起病、進不起醫院，仍是他們的固有疼痛方式；他們的孩子因在自己的勞作之地根本上不起學，不得不留守鄉村的村口，將張望容顏已在記憶中模糊的雙親春節回家，變成一種無奈而孤單的期待模式。

　　何況“農民工”還是一種俗稱，口語化的東西。在社會意識層面，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想改也改不了的，因為“農民工”身上已附著了太多的利益剝離內容。既然是對這個群體的一個稱謂，只要這個群體沒有獲得完全平等的權利，就會讓人們對他們有一種特殊感覺。所以，關健的問題是要讓他們真正成為與城市居民享受權利。這方面才是大有作為，比如，農民工無論是坐車，還是乘飛機，全都打七折；農民工子女隨父母雙方或一方就近上學，配享義務教育的政策陽光，甚至幾百元的書本費也免掉；他們在工作地看病就醫，除享受該地同等醫保待遇外，當地政府再給予一定補助……等等，這比改稱謂重要得多。

　　另外，我們還需要剔除勞動就業制度與分配政策上的一些所存較久的不公與歧視。當前，在我們的制度性思維中，應該充分意識到農民工對城市建設起到的巨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多數農民工的工作場所卑微而危險，經常要在辛苦一天后，蜷在工棚一角，小心翼翼地清點帶著體溫與汗水的皺巴巴的辛苦錢，一元一角地湊齊老家孩子的上學費用。即便如此，農民工還面臨著惡意欠薪，還面臨著沒有年休假、探親假的不公待遇。

　　須知，農民工需要的是構建法制體系的“政策麵包”，而非僅停留在表層的“稱呼”變更。我還注意到，在最近這類呼籲改稱呼的聲音漸響時，為農民工亟待解決的現實難題卻不理不問。比如解決民工春節回家過年的“一票難求”問題，仍鮮見行之有效的行動，購票難依舊。在杭州務工的湖南農民工李竹清頂著嚴寒排隊六天六夜，仍難求一張火車票。兩相對照，頗顯尷尬。所以，恕我直言，我們還是先給農民工一張回家過年的火車票後，再來縱議改稱呼的事兒吧。(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