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聖祥

　　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深圳人大代表則建議使用“援建者”這一稱謂，將其成為一個專用名詞使用，以體現沒有歧視、體現尊重。（1月12日《廣州日報》）

　　取締“農民工”稱謂最近被討論得異常火爆：先是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呼籲加快戶籍改革，取消帶有歧視性的“農民工”稱謂，隨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提出，廣東將加快研究並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現在又有律師學者寄出《公民建議書》呼籲取締這一稱謂，各地方兩會上取消“農民工”稱謂的代表議案同樣此起彼伏。媒體甚至就“取消農民工稱謂，您認為有啥好詞可以替代？”邀請讀者“發揮聰明才智，獻計獻策”。

　　可是在我看來，“農民工”作為一個名詞，本身並不帶有任何歧視性，它也不是一個天生的貶義詞；所謂“農民工”，簡單的含義就是指來自農村的農民在城市裏打工，如此而已。如果“農民工”稱謂確實存在歧視，那麼“農民”是否也得改個稱謂呢？更關鍵的是，鬧那麼大動靜給他們改稱謂，與農民工基本沒有利益關聯。

　　在本質意義上，稱謂更多只是一個代號，而歧視所針對的卻是真實的權益。只要權益得到同等保障，只要國民待遇能夠無差別享受，叫他們“農民工”並無任何不妥。

　　相反，如果權益仍是虛幻的，如果看得見的不公平依然不可改變，那麼就算將所有“農民工”都改稱“公務員”也無濟於事，更遑論“援建者”之類彆扭的新名詞了。為什麼我們總是在這些虛名上認真努力，在真實權益改善上卻寸步難行呢？

　　之所以全社會眾所週知農民工正在遭受歧視，不是因為“農民工”這個稱謂取的不好，而是因為叫做“農民工”的這群人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戶籍的藩籬，城鄉的差距，公共福利的懸殊，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改稱謂所能解決的；如果農民工真的在城市受到了公平待遇，戶籍藩籬完全消除，公共福利平等供給，既然我們都是公民，又為什麼非要給他們一個單獨的稱謂呢，稱呼他們公民或者市民即可。

　　（作者係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