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結構性短缺問題依然突出

　　“2011年市場行情不好，不需要那麼多工人，所以相比往年和2011年初，招人沒有那麼困難了。”《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浙江多地採訪時，不少中小企業主如是表示。

　　在當前勞動力成本上升、産業轉移速度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小企業近年來持續面臨“用工荒”。記者調研發現，因為宏觀經濟形勢下行，企業用人需求減少，普通勞動力用工緊張得到略微緩解，但是用工結構性短缺問題依舊明顯。

　　相關專家認為，這種用工形勢緩解“假象”背後是沿海地區中小企業不容樂觀的生存形勢，高人工成本已經與原材料價格上漲、融資難等因素一起使企業“不堪重負”。“十二五”期間就業問題將依舊突出，職業教育“缺位”等原因致使用工結構性短缺問題依然明顯，“就業難”和“用工荒”將長期並存。

　　“普工荒”略緩技術人才缺口大

　　“現在招人雖然還是不容易，但比往年和2011年初好多了。”杭州拉菲雨司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奎楓説，2011年初招工自己還要拿塊牌子到勞動力市場去轉悠，年中開始倒有不少工人自己找上門來或者通過老鄉介紹過來。

　　湖北黃梅縣人王炎菊位於杭州喬司街道的羽絨衣家庭作坊目前有30多個工人，在她看來，目前用人情況不算緊張，最主要的原因是羽絨行業行情不好。“天氣熱直接減少了羽絨衣需求，總體經濟形勢也不好，我們拿到的單子很少，跟了我幾年的老員工就夠用了。”

　　據了解，2011年浙江人力資源市場的供需形勢基本平穩。寧波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1月至11月，寧波11.96萬家企業提供了崗位213.32萬個，求職人數104.8萬人，供求比基本為2：1。同時，高學歷、技術工相對短缺。在寧波，作為一線工人主力軍的外來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和無技術特長的勞動力均佔了7成以上。

　　從事清潔用品出口的嘉興捷順旅遊製品有限公司現有員工800多人，管理部經理楊曉華説，公司員工相對比較穩定，流動率大約在10%左右。相對來説比較欠缺的是技術類人才。“我們企業技術工人工資在3000元以上，從不欠薪，併為員工交納五險，還包吃中飯，即使這樣，熟練工還是不好招。自己培養出來的還很容易被其它企業高薪‘挖走’。”

　　嘉興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副隊長商克龔説，技術要求稍微高一點的企業都存在技術工人缺口。為了找人，企業與企業不惜互相抬價搶人或者“挖人”，漲工資的“口頭承諾”紛紛開出來，甚至導致一系列的勞動糾紛。

　　據商克龔介紹，在“技工荒”下，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用工方式：“包流工”，即把一個流水線包下來，成立一個較為固定的團隊，成員都是超級熟練工，哪缺人就到哪去。

　　企業困難致用工減少工人不安全感加劇

　　《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了解到，浙江“用工荒”局面呈現略有緩解狀態，一方面是受近年來“招工難”影響，浙江企業工資大幅增長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動力；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中小企業訂單減少、産量下降的影響，企業被迫裁員或者不再招工。

　　溫州中小企業聯合會會長周德文説，相較于2010年，2011年溫州企業工資平均提高了15%至25%，普通小工月薪都在2000元以上。杭州宇中高虹照明電器有限公司員工陳兵已經在臨安工作十來年了，妻子和孩子都在這裡生活。陳兵在公司裏主要負責排氣工作，2010年月工資大概為3000元，2011年提高到3500元。

　　同時，因為受到經濟形勢影響，部分企業減産、停産，這直接導致了企業用工需求減少，周德文説，目前溫州企業中20%已經處於停産或者半停産狀態。嘉興市食品工業協會秘書長周家浩也説，嘉興食品企業一共有720多家，目前起碼有20%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

　　“我們2011年七八月份開始就沒再招工，9月份的時候還裁了70多個工人。”溫州金蜻魚鞋業有限公司行政部經理吳明耀説，2011年鞋業形勢不好，訂單比2010年足足減少了三分之一，即使有訂單也不敢接，原材料都要用現金付款，鞋款又怕拿不回來。

　　同樣位於余杭區喬司街道的沈寶琴的鎖訂加工廠已經處於半停産狀態，原先10多個工人只留下了3個。

　　記者在溫州多家鞋廠走訪時發現，一半以上鞋廠已經放假。“往年是老闆拖著員工不放假，現在很多鞋廠早就放假了，剩下的基本是外貿鞋廠，怕鞋子要返工，一下子招不到人，就把工人留著。”溫州豪特鞋業有限公司車間主任陳上軍説。

　　部分企業生存狀況惡化、生産情況不穩定加劇了員工的不安全感。見到溫州正得利鞋業有限公司員工餘樟生的時候，他正忙著打電話為自己找“下家”。“昨天生産線還在轉，老闆突然跳樓了，轉眼就人去樓空。溫州很多企業都在倒閉或者停産，找了下一家也不知道能做幾天，心裏挺著急的。”他説。

　　來自貴州畢節的王英平剛剛因為原先工作的鞋廠放假，來到溫州玉百合鞋業有限公司做分碼工。在她看來，現在的工作是做一天算一天，也不知道企業什麼時候會倒，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因為沒有訂單賺不到錢。

　　而員工的不安全感可能導致用工人員回流或分流。在溫州雙嶼鎮一帶鞋廠工作的殷立平、萬亮武、何勇、劉永萍等多位工人表示，回家過完年，就不一定過來了。“這邊生意淡、訂單少，收入跟2010年相比下降了不少。而且生活成本這麼高，過完節想去其它省份看看。”何勇説。

　　“用工荒”、“就業難”將長期並存

　　相關專家認為，對於沿海地區，隨著企業形勢好轉，“用工荒”又會冒頭。就全國範圍來説，“十二五”期間就業問題將依舊突出，用工結構性短缺問題依然明顯，而企業完成轉型升級卻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就業難”和“用工荒”將長期並存。

　　2011年12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十二五”時期的就業總量壓力將繼續加大，勞動者技能與崗位需求不相適應、勞動力供給與企業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出，就業任務艱巨繁重。

　　“在沿海地區，勞動力緊缺將會是個長期趨勢。”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社會學家楊建華分析，隨著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産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問題逐步改善，産業工人“回流”會更加明顯。同時，因為職業教育“缺位”，浙江省內勞動力平均年齡為43歲，相較于省外勞動力32歲的平均年齡，已經出現老齡化趨勢，産業工人“後繼乏力”。

　　專家同時分析認為，沿海地區通過大幅提高工資吸引工人的持續性將減弱。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説，浙江中小企業在第三季度增長頹勢已經顯現，無論生産效益、速度等各項指標都在回落。浙江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産業仍處産業鏈低端，利潤空間將繼續被壓縮，這意味著工資繼續提升可能性很小。

　　記者採訪了解到，人工成本高已經成為大部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負擔。浙江省長城建築有限公司嘉興金都夏宮項目負責人葉學平説：“2011年和2010年比工資支出上漲了20%到30%，同行競爭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2011年七八月份的時候，嘉興幾個工程同時上馬，工人本來就短缺，相互之間加價漲工資。目前工人支出大概佔到工程造價的30%，比2010年上漲了10%，光人工成本已經讓企業不堪重負。”

　　專家：“用工荒”倒逼企業轉型升級

　　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傅允生教授説：“浙江中小企業多從事低附加值的産品，競爭力很大一部分來自廉價勞動力。目前的經濟狀況説明沿海地區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獲利的生産方式已經走到盡頭。嚴峻的經濟形勢‘倒逼’企業通過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優化市場環境。讓經過洗禮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轉型升級，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道路。”

　　“用工荒”與“電荒”、“錢荒”、“高成本”、“高稅負”等因素交疊在一起，凸顯了企業生存與發展困境，同時也開始為中小企業進行重新洗牌，“倒逼”有潛力、有能力的企業在轉型升級的陣痛中尋找新出路。

　　台州市光躍飲水設備有限公司主要生産飲水機、凈水器、汽車冰箱及各種塑料製品，目前公司生産的凈水機塑料桶目前佔全國市場份額的60%，年利潤達25%。該公司董事長樓雲光説，在2004年的時候，一方面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上升，另一方面大量同類産品陷入低價競爭，讓他已經嗅到了經濟危機的“先兆”。

　　“痛定思痛，我們在當時就開始走上了轉型升級之路：創立自有品牌、研發特色産品、提高産品附加值、提升機械化程度。這讓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用工成本，本來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轉變為一條流水線後，可能只需要幾個工人。”樓雲光説。

　　因為受到歐債危機影響，光伏市場需求驟減，全球光伏産業面臨重新洗牌，但溫州企業正泰集團的訂單卻一直在增長，國慶節都在加班加點，甚至出現了産能不夠還要委託外在加工的情況。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説，這一方面主要受益於政府對於新興産業的扶持，另一方面正泰構建了全球化研發體系，比如等離子技術就做到了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實現了高端消費來持續提高光伏産業的效益。

　　“對於轉型升級，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首先轉型不是單純轉行，而是不斷創新的過程，要立足自身、立足本地區，保持自己的優勢，通過技術創新、營銷模式創新、發展模式創新，努力從附加值低的服務向産業鏈高端升級，實現産業發展。”南存輝説。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陳詩達説，要改變“就業難”，一方面要繼續改善民營企業生存環境，促使其進一步發揮勞動力“蓄水池”作用，並通過大力發展服務業尋求新的就業增長點，同時加強低端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要緩解“用工荒”，則要引導企業掌握核心技術、提升産品附加值，向産業鏈高端發展，並引導勞動者“體面就業”，讓勞動者擁有穩定職業、享受尊嚴就業，並實現勞動者的就業保障和社會關懷。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社會學家楊建華認為，對於政府而言，要加強就業引導、提供相關就業培訓，一方面實現職業教育與産業技術需求對接，另一方面鼓勵大學生到産業一線就業。“企業從低端産業向高端發展，提高勞動生産率是必然趨勢，技術和管理工人的素質要求會越來越高，這就要求政府加強引導，未雨綢繆。”楊建華説。

　　來自黑龍江的趙月2001年畢業于嘉興學院，同年就來到嘉興捷順旅遊製品有限公司。從一線工人做起，2006年就已經成為該公司生産部經理。“政府要鼓勵大學生到産業一線就業，大學生自身也要改變‘寧要單位1000元，不要企業3000元’的不恰當職業理念，同時企業也應該完善用工機制、提供上升渠道，讓工人有盼頭、有希望。”趙月説。

　　第一現場

　　轉型路口的農民工：有技術不怕沒飯碗

　　《經濟參考報》記者眼前的萬亮武看上去不過20歲，但據他講，現在的溫州玉百合鞋廠已是他進過的第8個工廠了。

　　一邊忙著將塑料鞋底放在著膠機上，一邊講述他打工以來的體會。來自貴州黔西南的他去過深圳、上海，但進廠就像“走馬燈”，換了一個又一個，“沒掙著錢，也沒學到技術”。

　　2011年10月份，在同鄉的介紹下，他來到現在的溫州玉百合鞋廠。“暫時先在這裡做到過年吧。”萬亮武表示，老鄉許諾的學技術根本沒影兒，因為“一個蘿蔔一個坑”，“都忙著自己的活兒，沒有人帶，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

　　在外面闖蕩了兩三年，一個月2000齣頭的工資，除掉基本的生活開支，所剩無幾。萬亮武説，“年輕人，説什麼也有些額外的花銷。”追逐較高的報酬成了萬亮武打工生活的主要內容，萬亮武坦言，“以前較重的活也會去幹，但現在，不會去了。”

　　不過，在萬亮武眼中，打工能掙到錢的無非兩種人，“要麼肯吃苦，幹累活，省著花；要麼就學點技術，靠技術吃飯”。他明確表示自己不是第一類人，但到目前為止，自己仍無一技之長。

　　“走一步看一步吧，現在形勢不太好，等過了年，再看去哪兒。”萬亮武説，“像我們這些沒有技術的普工，企業離不開，但也不會太重視。”

　　在溫州、寧波、杭州等地，許多普工表達了與萬亮武相同的看法。2011年，浙江中小企業在各種不利因素的疊加中出現經營、生存困難，“鍋裏有了，碗裏才會有”，企業的頹勢讓工人收入相較往年大幅下降，許多工人甚至不得不離開工廠，要麼企業倒閉，要麼工廠裁人。在一棟鞋廠樓的大門前，46歲的工人劉清習告訴記者，過去一個月，這棟樓裏3家鞋廠已經關門，剩下的3家，也僅有幾十名工人趕做原有的訂單。

　　然而，在整個浙江，技術要求稍微高一點的企業都存在技術工人缺口，技工的工資“水漲船高”。看著這樣的景象，人數眾多像萬亮武一樣的普通工人感到迷茫，徘徊在繼續追尋和提高自身技能的十字路口。在溫州雙嶼鎮一帶鞋廠工作的劉永萍、何勇等多位工人同樣茫然。“回家過完年，或者去其他地方看看，或者學點技術再過來。”劉永萍説。

　　“回流”也成了當下許多人的選擇。中國從東到西的梯度發展，讓最初勇敢走出家門，到城市追逐夢想的打工者找到了“比較優勢”，但隨著國家戰略層面的西部開發、中部崛起，以及東部沿海地區的轉型升級，向東的人口流動出現了“回流”趨勢，儘管剛剛開始，但來勢迅猛。

　　來自四川成都的石曉燕是溫州金蜻魚鞋業有限公司的樣品工，雖然工作輕鬆，“但掙不到啥錢啊”。她覺得，“以前，來溫州就能掙到錢，有發展前途，現在，這一切都變了。”她的家鄉周圍，正在承接部分轉移的産業，成為中西部製造業中心。

　　“重慶、成都現在也需要大量的工人。”石曉燕説，“那邊工資不比沿海地區低，最關鍵的是，生活成本要比這邊低很多，而且離家近。”石曉燕在列舉了諸多這樣的“優勢”後表示，“過了年就不來溫州了，去重慶。”

　　如果説石曉燕的“回流”只是在經濟利益考量下做出的決定的話，那麼周雪輝的回鄉決定則更具普遍意義。

　　周雪輝是嘉興捷順旅遊製品有限公司注塑車間統計工，她來自湖南湘西，到捷順7年“沒挪窩”，由最初的“外協”(做不完的單子拿到外面去協作)一步步做到現在的文員，工作輕鬆，收入穩定，每月有兩千六七，而且丈夫孩子也都在嘉興。

　　但即使這樣，周雪輝還是和丈夫商量在丈夫老家四川的一個小縣城買了房。“等房子裝修好就回去，固然有生活成本高的因素，但我們出來打工就是想著掙點錢回家去。”周雪輝表示，在外面待的時間越久，年紀越大，越發現金錢不能替代親戚朋友的關係紐帶。而且，現在回家去，也能找到幹活的地方，不比當年，只有到東南沿海才能找到掙錢的地方。

　　同周雪輝一般年紀的外來務工者，現在都已在外闖蕩多年，少部分成了地道的城裏人，在曾經打工的城市成家立業。大部分人還是和周雪輝一樣，在勞作多年的城市找不到歸屬，轉而回鄉。

　　在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許多人經歷了人選廠、廠選人的“過山車”式交替，“求變”也成了農民工和企業積極尋找機會的共同選擇。來自江蘇南通的殷立平雖已有了一門吃飯的手藝，但現在正忙著學習新的製鞋上膠技術；建築工人周成偉年屆五十，幹了多年小工，如今正在學習電焊……經歷經營困難的浙江企業正在轉型升級和完善勞動保障兩個方面求變，謀求員工與企業一起“升級”。

　　來自甘肅的何生財被所有同鄉看成榜樣。技校畢業剛兩年，他已是杭州下沙一家企業的技術骨幹。“兩台機床，都得他看著，離了他別人弄不了。”同在一廠的同鄉王健説。

　　而在何生財所在的那個小縣城，許多父母將孩子送進技校，經過兩三年的培訓，再到跟學校簽有協議的東部工廠來打工。“他們有技術，能夠接受新事物，企業有培訓、學習機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們。”浙江芙蓉印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永林説。

　　嘉興捷順旅遊製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楊曉華介紹説，現在全公司800多名員工，流動率較低，控制在10%以內。“許多是公司成立時就招來的，後來就是老鄉帶老鄉。”隨著捷順的發展，學歷工資、在職培訓、社會保險、工齡獎勵、上升通道等勞動保障制度逐漸建立。“用工荒是相對的，關鍵是留得住人。”楊曉華説。

　　像捷順一樣，注重與員工一同成長的企業逐漸增多。在“中國泵閥之鄉”溫州甌北，浙江歐拉姆閥門科技有限公司，雖然把以前的車床換成了數控機床，但工人一個沒裁。“員工是企業的財富，無論企業設備怎麼更新換代，終歸需要人來操作。”歐拉姆董事長金志遠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