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2009年就曾表示過要逐步取消對機關幼兒園的補貼，但7日提交給廣州人代會審議的廣州市本級2012年部門預算（草案）中，給8所機關幼兒園安排一般預算資金仍高達7524。21萬元。廣州目前共有9所機關幼兒園，除市公安機關幼兒園涉及部門預算保密無法查詢外，其餘8所機關幼兒園得到的財政補貼每年都有所增加。其中2009年為4802。02萬元，2010年為5115。97萬元，2011年為5754。44萬元（《京華時報》1月9日）。

　　顯然，面對廣州機關幼兒園所獲的鉅額財政補貼，不管説其是權力“近水樓臺先得月”還是以權謀私，乃至這個補貼方案最終在地方人代會能否得以通過，可以説在目前情況下，這些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都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廣州機關幼兒園所獲得的鉅額補貼資金是來自眾多納稅人，並且這樣的補貼方式最後損害的也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

　　首先就社會對權力的定位講，眾所週知，與商家以追求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不同的是，現代社會權力所追求的目標無疑、也必須應當是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的最大化。否則，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任何超越授權範圍的行為，不但是一種對公共與公眾利益的侵犯，而且同時這樣的權力的存在與運行就可以説失去了基本的社會正當性。在此具體就以對廣州機關幼兒園的補貼來説，在此就是暫且不談廣州有關部門曾經的“要逐步取消對機關幼兒園補貼”承諾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紙空文，而僅僅就以這次的最新補貼方案來説，雖然公眾不知這次7500多萬的機關幼兒園補貼對公共與公眾福利的危害具體有多大，也不説這樣的補貼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最後是否被貼上“合法”的外衣。但這種補貼的非正當性與權力自私性不僅顯而易見，並且也違背了社會對公權力的基本要求和角色。

　　還有就“補貼”背後所有的權力理念來講，顯然應該可以肯定，在一定的權力行為背後所反映出的不僅是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價值觀，而且有的還是一定權力運行理念。而從歷年來廣州對機關幼兒園的補貼中不難看到，這樣的“補貼”行為背後不但是權力自認“官後代”比一般公眾後代要金貴的觀念，甚至還不難從歷年來廣州對機關幼兒園補貼有所增加中看出，相關權力機關不但可能覺得這樣“補貼”理所應當，而且從其將自身在此問題上的承諾根本就不當一回事不難看出，如果沒有有效有力的外在監督約束，而光有權力自我“承諾”的約束，結果不僅會使權力自説自話，並且可以再次證明這樣的一條“天理”：即，絕對的權力必定會引來絕對的腐敗！

　　所以筆者認為，面對廣州對機關幼兒園的鉅額財政補貼方案，也許已經再次證明，雖然在某種意義可以説權力腐敗或許並不可怕，而沒有約束的權力肯定可怕這樣的一條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