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後人：600年老窖是我祖業，一直租給你五糧液

　　○五糧液公司：以前簽的租約是錯的，每年付你租金是國有資産流失

　　○宜賓市政府人士：454號文件是當時的宜賓市政府對私改的糾錯，而私改“涉及到生産資料的部分，也就是我説的廠房，酒窖”，是“沒有錯的，是不能糾的”。

　　本報記者曾鳴 四川宜賓報道

　　半個世紀前，“五糧液”酒種的創造者，“尹長髮升”將自家的16口古窖租給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其篳路藍縷時的助力者；現在，五糧液告訴尹家，這16口古窖歸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16口比金窖還珍貴的明代酒窖正成為紛爭之地：宜賓釀酒世家傳人尹孝功和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都聲稱他們是古窖的所有人。

　　尹孝功不會忘了鼓樓街32號。就算尹孝功瞎了，她説也走得到宜賓市鼓樓街32號。

　　鼓樓街32號，是昔日“敘府尹長髮升大曲燒房”的遺址，內存16口明代古窖，乃我國“現存並一直在使用的最早的地穴式曲酒發酵窖池”。按照“老窖酒香”的釀酒界諺語，這裡是全國酒香最濃的地方。

　　鼓樓街32號門口有一副楹聯，上聯“五十載新醪神酴香飄萬家，眼前巍巍雄坊享譽宇內矗偉業”；下聯“六百年舊甑老窖規模難具，而今滔滔五糧揚聲禹旬成宏功”。

　　這副對聯貼在這個勢成紛爭的古窖門口，上下相映成趣。其中上聯講的就是我國酒業巨頭五糧液，而下聯講的是有著近六百年曆史的酒坊“長髮升”。而圍繞著鼓樓街32號裏的16口明代古窖，五糧液和長髮升正在展開一段糾葛纏綿。

　　尹孝功，是尹氏第19代世孫。作為16口古窖繼承人之一的尹，正面臨和“祖業”作別的危機。尹家在宜賓釀了近600年的酒後，將要與釀酒業切斷最後一縷聯絡。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這裡就是五糧液及其前身國營24酒廠501車間的所在地。

　　五糧液一直以租賃的形式使用著這座酒坊以及16口古窖。從1952年到2007年，五糧液與尹家的8份租約，見證著五糧液的騰飛路徑。然而，在2009年最後一次租賃期滿後，尹孝功等到的不是一紙新約，而是五糧液一份《關於不再簽訂鼓樓街32號釀酒窖池租賃協議的通知》。

　　通知中，五糧液稱“該窖池産權歸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理由是“已經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別購買了酒窖上方的廠房和尹家自留房”。

　　尹孝功告訴記者，五糧液的後一句確實屬實：“酒窖上方的廠房”，是尹家在1958年經租以後歸國家所有的，五糧液因此得以從宜賓市房産公司購入；而“尹家自留房”乃1995年鼓樓街拓街時賣給五糧液。

　　但尹孝功表示，五糧液基於這個理由得出的結論是荒謬的。在“五糧液”買下的“酒窖上方的廠房”和“尹家自留房”之間，還有一間18.17平方米的倉庫(原本是尹家的臥室)，尹家仍握有這處房屋的所有權和土地使用證。同時，宜賓市政府曾在1984年發過一個“房發454號文件”，明確表示，“酒窖屬於該18.17平方米的房主(尹伯明)所有”。

　　在雙方各執一詞時，宜賓市政府介入。4月22日，瀟湘晨報記者從宜賓市委宣傳部獲悉，宜賓市政府傾向該酒窖屬國有資産，歸五糧液所有。那454號文件呢？對於“政府的這個態度不是和1984年文件精神衝突”的疑問，宣傳部官員表示，當時“搞錯了”。

　　然而，這場紛爭，遠非“搞錯了”三字可以解決。

　　窖泥貴如金

　　2005年，五糧液的老窖泥“以每克遠高於黃金的價值”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那16口明代酒窖的珍貴价值，常人難以想象。這也是尹家、五糧液以及宜賓市政府對此事件大為緊張的直接原因。

　　朱漆大門，雕花裝飾，兩側楹聯，這是4月15日記者目睹鼓樓街32號的樣子。這棟建築的主體建於明代，但這幅古樸門臉其實只是1995年修建的倣明裝飾，真正的大門在1995年以及更早之前的幾次拓街中一退再退，已經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中。

　　在十米開外，記者就聞到濃濃的酒糟味。進入酒坊，酒味更濃。房內光線昏暗，屋檐低矮，雖然酒糟中伴生的蟲子將酒坊咬食得千瘡百孔，但這裡仍保留了明代的木建築架構，目的在於保持其神秘的微生物環境。

　　記者進入時，一位酒工正在摘酒。他在接酒的壇子上搭一塊布，看蒸餾的酒液從冷凝器的管子裏出來。尹孝功介紹，流出的酒，頭尾都不能要，中間才是好酒。現代化並未改變酒坊全人工的釀酒工序，時間仿佛在此停住腳步。

　　那16口老窖，就靜靜躺在進門不到五米的地方。其中的5口，可確定為建自明代成化年間(1465年-1487年)，比瀘州老窖引以為傲的國窖1573(建於萬曆年間)，至少要早一百多年。

　　而古窖滿是灰塵的封口下，是比金窖還珍貴的身價。

　　2005年，五糧液的老窖泥“以每克遠高於黃金的價值”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中國五糧液》對此事的記載是：“這是世界釀酒領域中現存最古老的一塊泥池酒窖窖泥，自明朝開國之年至今，未曾間斷使用，生長著數以億萬計的有益微生物活體，是異常罕見的‘活文物’”。

　　一個故事可以聊作佐證：上世紀90年代，有日本人曾到此參觀，走時鞋上沾了些古窖泥。日本人如獲至寶，回去後化驗其中的微生物，想要複製長髮升老窖池的環境生産出自己的“老窖”，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原因在於古窖泥裏的微生物是厭氧菌，離開了原來的生存環境，這些微生物會長出“芽孢”，處於暫時的應激休眠狀態。只有回到原來環境，微生物才會重新生長。

　　釀酒界有諺雲：“千年老窖萬年糟，酒好全憑窖池老”。個中道理是，窖齡越長，因發酵等作用而沉積的香味物質就越多，酒味就越香。而陳窖，還可以提高對人體有利物質的含量，降低酒精給人體帶來的損害。故烤出來的酒都有“陳”的過程，而評判酒質的高下，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窖池“陳”的時間。

　　縱然五糧液在江北擁有十平方公里的酒城，已經相當於一個縣城，內有兩萬多口酒窖，但這座龐大酒企的精髓，就在這幾百平方米的酒坊之內。《中國五糧液》稱，這裡是“奠定了五糧液輝煌史的基礎”的地方。

　　這16口明代老窖釀出的酒，80%都作為五糧液陳釀年份酒的基礎酒儲存起來，成為年份酒與調味酒的源泉。五糧液官網上稱自己獨有六大優勢，其中“六百多年明初古窖”(尹家認為只是接近600年)，説的就是此處。

　　分管五糧液城區車間的副主任何渝曾向媒體提供過一個數字：城區老窖的一級酒率是40%左右，也就是五糧液原度酒。而所有窖池産出五糧液的比率，只有區區5%。

　　蜜月期

　　尹伯明將“長髮升”16口酒窖及一千余平米的廠房租給國營二十四酒廠，雙方簽下第一份租約，為期兩年，每月租金35元。長髮升成為五糧液篳路藍縷的發家之地。

　　尹家是宜賓的釀酒世家，“長髮升”至今已有近600年曆史，而宜賓在清末時亦是全國的釀酒重鎮。

　　新中國成立前，宜賓酒業因內戰而奄奄一息，全縣一共只有長髮升、利川永等9家大曲作坊生産。但長髮升仍是宜賓首屈一指的大曲酒作坊，當時酒坊的繼承人尹伯明是宜賓縣酒行會主任委員、四川省商聯會理事，宜賓唯一的一位民國全國商聯代表。

　　1950年，宜賓大曲酒釀造工業聯營社(以下簡稱曲聯社)成立，尹伯明擔任副總經理。1952年“五反”運動後，曲聯社解散，五糧液的前身——“宜賓國營二十四酒廠”成立。

　　同年年底，尹伯明將“長髮升”16口酒窖及一千余平米的廠房租給國營二十四酒廠，雙方簽下第一份租約，為期兩年，每月租金35元。長髮升成為五糧液篳路藍縷的發家之地。

　　“宜賓國營二十四酒廠”挂在了尹家門口。尹家主動將酒坊西側的住房交給聯營廠用來做辦公室，舉家搬至原本是酒工居住、條件較差的東側住房。

　　1953年，尹伯明以民主人士身份任宜賓市委統戰部顧問，每月領津貼30元。1955年3月，尹伯明成為宜賓市第一屆政協常委、駐會委員。

　　自此，尹家退出釀酒業，再未返身。究其原因，乃是此前長髮升一直由尹伯明妻子唐潔英做實質上的管理，而1952年，唐潔英去北京照顧在京工作的大女兒尹嵐淵，一直到1957年才回來。因而，去酒坊裏玩耍、“扮哥哥酒”就此成為時年12歲尹孝功的記憶。

　　1954年，尹家和酒廠續簽租約，租金漲至50元一月；之後1957年，由於尹家騰了一間樓房租給酒廠，月租金又加了5元。

　　1956年1月，宜賓市公私合營開始，尹家並未納入公私合營改造。1958年9月，私房經租開始，尹家將1149.85平米交由國家，每月得到55元租金中的12元，一直持續到1966年9月。

　　儘管未參與經營，但在五糧液騰飛的道路上，尹家“長髮升”的助力卻是不可或缺的。姑且不論解放初期“長髮升”的16口酒窖是國營二十四酒廠當時最大的生産力，五糧液建廠初期兩次得獎，皆離不開尹伯明將珍藏“長髮升”陳釀獻出來做母酒的幫助——1956年五糧液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名酒座談會，名列第一；1963年的第二屆全國評酒會，第一次參加的五糧液一舉奪魁，自此聲名大振。

　　“454號”文件

　　“對一九五八年九月改造你在鼓樓街34、36號內的房屋進行了復核，該房面積18.17平方米，屬錯改房屋，現應予糾正，從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還産權。”

　　1966年至1976年期間，尹家的命運因十年動亂而風雨飄搖，有關那16口酒窖和一千多平米廠房的所有權也處於混沌未明的狀態之中。

　　直到1984年，宜賓市政府一份對私房改造過程中的錯誤進行糾正的文件，解開了僵局。這份名為“454號”文件的主要內容為：

　　“對一九五八年九月改造你在鼓樓街34、36號內的房屋進行了復核，該房面積18.17平方米，屬錯改房屋，現應予糾正，從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還産權。”

　　該文件下方以鋼筆字手寫註明的：“酒窖屬房主所有，由五糧液酒廠作價收買”。

　　這被尹家認為是古窖歸他們所有的最有利證據。

　　但此時，這16口古窖仍以五糧液的生産工具被使用著。而從1966年開始，尹家未再從酒窖和廠房中得到任何收入。

　　在拿回所有權的政府證明文件以後，尹家開始了讓這種所有權産生實際體現的努力。

　　1993年1月，古窖何去何從的問題終於擺在五糧液廠長王國春的面前。彼時，五糧液曾有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這段糾葛。

　　當時，五糧液經營管理部就此提供三個解決方案：方案一繼續與尹家換約續租；方案二類似入股；方案三是一次性買斷。

　　尹孝功回憶此事，表示“當時五糧液如果想買，我們一定會同意。價格也不會太高”。

　　但王國春的回復是，“按方案一辦理”，同時確定年租金為1637元，“租金按年遞增率6%付支”。

　　尹家接受了換約續租的方案，但拒絕了王國春提出的租金數字——他們認為不到兩千元的年租金太少了：刨去那18.17平方米的房屋，相當於每口窖池的月租金只有8塊5毛錢。

　　在經過半年的協商後，1993年五糧液和尹家簽訂協議，續約5年至1998年，年租金8890.45元，每年遞增3%。

　　協議還商定，“以宜賓市府發(1984)字第454號文件為據”，五糧液一次性付給尹家45774.28元，作為1985年到1992年的租金，“結清歷史舊賬”。

　　1995年，在鼓樓街一次拓街改造時，五糧液以89萬的價格從宜賓市房産公司將尹家租給國家的1149.85平方米的廠房買下，又以13.26萬買下尹家253.31平方米的自留房屋。此時，除了那18.17平方米的房屋和16口酒窖，五糧液已將“長髮升”的廠房全部購入。

　　1996年2月6日，宜賓市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再一次就尹家對18.17平方米房屋和16口古窖的産權做出確認。該公證書表示，“經查，尹伯明/唐青英夫婦在宜賓市鼓樓街34號，36號有房屋18.17平方米和釀酒老窖池十六口……死者生前均未留遺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之規定，死者尹伯明的遺留房産、酒窖所有權應由其子女尹嵐源(孝田)、尹孝其、尹孝功、尹孝根……繼承。”

　　分手

　　2009年，五糧液和尹家的合作再一次走到分岔路口，這一次率先提出分手的是五糧液。“我公司決定從2010年起不再與你方簽訂換約續租協議書”。

　　在1993年五糧液與尹家再簽租約後，雙方又于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四次換約續租，年租金分別為198000元、217800元、224334元、231064元。

　　經計算，新中國成立後，尹家將“長髮升”廠房和古窖租給五糧液的30年間，共獲租金260余萬元。尹孝功並不覺得這是一筆大數目，如果再簽租約，據知情人士稱，“鋻於古窖的稀缺和不可複製性，每年一千萬也不算多”。

　　2009年，五糧液和尹家的合作再一次走到分岔路口，這一次率先提出分手的是五糧液。

　　2009年10月19日，根據歷屆換約續租協議的約定，尹家按例致函五糧液，告知協議即將到期。然而等待2個多月後，尹家在12月29日收到的回復竟然是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不再簽訂鼓樓街32號釀酒窖池租賃協議的通知》。

　　通知稱：“五糧液已經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別購買了酒窖上方的廠房和尹家自留房，所以該窖池産權歸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我公司決定從2010年起不再與你方簽訂換約續租協議書。”

　　這並未完全讓尹家意外。尹孝功回憶，早在2007年，續約就已不似往年順暢。她説，她當年到廠裏理論，就被告知“房子是我們的”。在找到時任五糧液股份公司總裁王國春反映後，當年的續租問題勉強得到解決。

　　而到了2009年，尹家所擔心的另一隻靴子終於落地：五糧液告訴尹家，以前簽的租約是錯的，我們每年要付給你租金，是國有資産流失。

　　尹孝功感到難以理喻：“這就算從常識上來講也説不過去，從1993年你就開始租，租約換了四份，現在突然告訴我這是國有資産。既然是國有資産，你為什麼不在1995年買了廠房以後就停止和我簽租呢？”

　　2010年1月10日，尹孝功致函五糧液，告知其《通知》嚴重侵權，希望在2010年3月底收回。

　　政府決議

　　1.古窖是國有資産，是五糧液的。2.宜賓市將16口古窖判給尹家的454號文件是錯誤的。

　　爭議持續4個月後，宜賓市政府于2010年3月介入。3月15日，宜賓市國資委和國資公司找到尹孝功，讓尹提出解決方案。尹表示，首先要確定尹家對16口古窖的所有權，在這個基礎上什麼都可以談。

　　事實上，無論是尹家還是五糧液，都沒有那16口酒窖的土地使用證。2008年，尹家曾到國土局希望辦理16口酒窖的土地産權證，遭到了拒絕。而五糧液公司有的也只是酒窖上房屋的産權證。

　　4月21日上午，宜賓市政府和五糧液進行磋商，市長、副市長、國資委領導皆有出席。22日下午，宜賓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禮華向瀟湘晨報記者介紹了會議的決議情況。

　　決議可以用兩句話概括：1.古窖是國有資産，是五糧液的。2.宜賓市將16口古窖判給尹家的454號文件是錯誤的。

　　劉禮華反復強調的是，五糧液“不僅僅是宜賓的酒廠，它現在是國有企業，也是四川的直屬企業，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無論站在哪個角度，都肯定是要維護的”。

　　將酒窖判給五糧液，相當於宜賓市政府否決了454號文件的正確性。宜賓市為何如此出爾反爾？劉禮華解釋，454號文件是當時的宜賓市政府對私改的糾錯，而私改“涉及到生産資料的部分，也就是我説的廠房、酒窖”，是“沒有錯的，是不能糾的”。

　　劉禮華用一句相當簡單的話，給這筆歷史舊賬做出了概括，私有改造“是國家的大政策”，“如果這個要糾的話，那不止宜賓的五糧液酒窖，還有全國都是一樣(要糾正)，這個是不能糾的”。

　　4月20日，尹孝功聯絡五糧液副總鄭晚賓，得知“從4月22日起，3天以內，五糧液會給她一個答覆”，但尹家至記者發稿時仍未接到五糧液的電話。鼓樓街32號的那16口明代古窖，仍靜靜地為五糧液發酵釀酒。而實際使用了這16口古窖半個世紀的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則在政府的斡旋背後，保持緘默。

　　一個釀酒世家的命運悲歡

　　16口古窖勢成失去之虞，只是尹家遭遇的一個側面；比起釀酒世家不能再釀酒，革命世家被打成反革命是尹家更深的一道傷疤。

　　昔日的“長髮升”現在已成了五糧液的“501車間”。雖然門外豎著一塊“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門口又有一道鐵柵欄，貼著“生産重地，謝絕參觀”，一副門禁森嚴的模樣，但尹孝功要進去，還是易如反掌，就憑那張臉，工人師傅就要恭恭敬敬地把道讓開。

　　他們知道，對於五糧液而言，長髮升是鎮廠之寶；但對於尹孝功而言，這裡是人家長大的地方。

　　尹孝功兄妹共7人，尹出生於1940年。據其回憶，解放前尹家的住房和作坊僅一門之隔，她和親戚的小夥伴經常去裏面玩。

　　“裏面很寬敞的，有牛欄、豬圈，有磨坊，有天井，還栽了花草之類的。裏面還有一個火塘，也是釀酒的，後來沒有用了。鄉下親戚朋友送來的雞都關在裏面。我們常常鑽進去，把雞蛋掏出來，把我們家用來釀五糧液的蕎麥麵，用很細的篩篩出最細的粉，加上糖和雞蛋，扮哥哥宴(過家家)。大人要走的時候，小孩們都捨不得走，都躲到糧倉、磨坊裏面去。”

　　尹孝功告訴記者，明清時代的長髮升酒坊地理位置非常好，東鄰太史閭，西接縣衙，北觀東樓，南臨小鼓樓，處於宜賓的鬧市之中。

　　數百年的時光荏苒，酒坊外的景象已面目全非，只有岷江和金沙江仍在靜靜交匯，合流成長江奔騰向東。

　　五糧液生母

　　尹家和宜賓的淵源，要追溯到500多年前的明初。明朝時，尹氏先祖尹公做了敘州府(宜賓的前稱)的別駕，族人便由雲南姚安遷入敘州。別駕是個六品官，又稱通判，因此這位尹氏先祖亦被稱為尹公通判。

　　尹公通判的四世孫尹伸，是尹家歷史上的大人物。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時，尹伸中了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二品大員。尹伸有三個兒子，兩個中了武舉。其中大兒子叫尹長庚，尹孝功一家就是尹長庚這一支的後裔。現在每年清明，尹家都會驅車兩小時去宜賓縣觀音鎮給尹伸掃墓。

　　尹孝功説，尹氏族人世代釀酒，《明史》中就有尹伸好酒宴客的記載。尹家先是家釀自用，後開設“敘府尹長髮升大曲燒房”，至明末清初，16口窖池的釀酒作坊格局形成。

　　“敘府尹長髮升大曲燒房”創于何年已無法考證，但上世紀六十年代時，“長髮升”明代窖池的窖墻中，曾出土過一批陶瓷碎片。經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鑒定，為宋末明初的陶瓷碎片，同時鑒定出該酒窖為明代初期建造。

　　清末民初，川南酒坊異常興盛，據《蜀海叢談》記載，“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房到處皆是。私家烤酒者尤眾。”在當時，無論是糟坊數量、酒産量還是人均耗酒量，四川都居全國之首。據記載，民國時，宜賓全縣共有酒窖144口，作坊14家。

　　五糧液的得名現有兩種説法，但都和前清舉人楊惠泉有關。其一説1912年，尹家宴請楊惠泉，席間楊對尹家釀造的“雜糧酒”讚不絕口，並取名“五糧液”；另一説1929年，“利川永”酒坊老闆鄧子鈞宴請楊惠泉，楊惠泉同樣讚不絕口並取名。

　　“長髮升”和“利川永”是宜賓當時最大的兩家酒坊，由於只有傳説沒有物證，“五糧液”的名字來由遂成一段公案，但尹孝功稱尹楊兩家是世交，堅持五糧液乃尹家首創。

　　而原中共宜賓市委書記舒厚鐘曾撰文回憶，“關於五糧液，客觀地講宜賓最老的明朝老窖在尹家，尹家世代經營糟房，搞雜糧酒也是尹家先搞。”

　　雖然已全家脫離酒業達半個世紀，但尹孝功至今仍記得舊時老人釀造五糧液的教誨，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濁；平常酒坊一般在岷江碼頭取水，但尹家釀五糧液時卻在合江門兩江匯合的地方取水。因為“岷江水雖清，但燒湯還是金沙江的水帶甜味，好喝”。尹孝功自己的體會是，岷江的水礦物質很多，燒水時水垢較多，而金沙江水垢較少。

　　革命世家

　　尹家不只是釀酒世家，還是革命世家，這可從尹孝功的祖父尹紹州算起。

　　尹紹州生於1883年，25歲時入讀京師法政專門學堂政治經濟係，1911年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後返川，于1912年成立“共和黨宜賓支部”，任支部長，並創辦宜賓第一家報紙《日新報》。

　　1915年，尹紹州因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四處嚴詞申討，因“持論激烈，是真正的革命黨”被宜賓縣知事逮捕監禁。

　　1918年，孫中山開展護法運動時，尹紹州參加四川靖國軍，任第一縱隊軍法處長。

　　1925年，國民黨(左派)宜賓縣黨部成立，尹被選為執行委員，負責秘書處工作；次年二月，尹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地下黨員。之後，尹紹州主編出版《宜賓國民週刊》，創辦“五育小學”，同時兼任縣男中、女中國文教師。趙一曼便是尹紹州的學生，而尹紹州還是趙一曼的轉黨介紹人。趙一曼從宜賓去武漢讀中央軍校時，便是尹家用轎子送走的；及至解放後建趙一曼紀念館，館中第一張趙一曼照片也由尹家提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宜賓各界于10月中召開反日群眾大會，尹紹州冒雨帶隊遊行，不幸染疾，于當年11月11日去世，享年48歲。

　　尹孝功的父親尹伯明，出生於1902年。1924年，尹伯明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受教于瞿秋白(時任社會學系主任)、惲代英(時任教育心理學教授)、任弼時(時任俄文教授)等人。1924年，孫中山病逝前赴北京參加國民會議曾取道上海，孫停留時，尹伯明得見一面之緣。

　　1924年5月1日，尹加入共青團，之後的“五卅”運動中，尹伯明成為被捕的49名學生之一，並被迫離校；其後，尹伯明成為上海總工會宣傳科副科長，與當時任總務科長的劉少奇共同工作。

　　一個半月後，尹伯明回到宜賓進行地下工作，擔任共青團宜賓特支首任書記，並於1925年冬入中國共産黨，中共宜賓特支組織委員。尹孝功回憶，他父親當時公開的身份是國民黨左派，“長髮升”的老闆，敘聯中學、中山中學的教師。此後，尹伯明一直為中共宜賓地下黨組織籌集經費。

　　解放前夕，尹伯明籌劃起義，多次與國民黨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及肖烈聯絡，並向偽專員彭煥章提出宜賓臨時治安協會章則，並出任宜賓臨時治安協會委員，“為宜賓和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平反昭雪

　　1966年，“文革”開始。影響尹家的第一個節目是破四舊。尹家被抄家。

　　“很多商標、資料、家譜、牌匾都被弄到學校去，一把火燒掉了。”其中包括尹家那塊從明代流傳下來的“敘府尹長髮升大曲燒房”鎏金招牌。

　　“學校是舊房子改的，進門就是一個大天井，天井下雨的時候水不通。學生把牌匾放在天井上，人從上面過，”尹孝功回憶，“當時‘文革’的口號是要‘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所以所有的人都去踏上一隻腳，我也去踏上一隻腳。”

　　接下來尹伯明遭批鬥，被打成三號人物——一號人物和二號人物分別是宜賓市市委書記和宜賓市市長。由於尹伯明年輕時在上海總工會做過宣傳科副科長，尹伯明被要求交代“和劉少奇是什麼關係”。

　　“我父親説，沒有關係。後來又説，正常的革命關係。”

　　之後，尹伯明以政協委員的幹部身份，被下放至宜賓附近的黃角山“57幹校”改造，彼時尹伯明已69歲，被扣上“叛徒”、“特務”、“劉少奇同夥”三頂帽子。

　　尹伯明在黃角山57幹校負責燒開水和放牛。尹孝功回憶，牛跑掉，尹伯明滿山去找，是常有的事。“又出汗又著涼，身體又不好心裏又著急，就得肺炎，發高燒，都不敢請假，病得不能走了，才去醫院。”

　　談到父親的遭遇，尹孝功開始啜泣，她回憶父親臨死前連醫院的門都進不去，“醫院不收，後來我去找我祖父的學生，他們都是醫院很權威的醫生，他們三個聯名協保，我父親才住進醫院，就死在醫院裏面了。”彼時是1971年，尹孝功的弟弟尹孝根去開條火化，寫的是“原市政協尹伯明確係病故，准予火化”。

　　9年後，尹伯明得以平反昭雪，宜賓市為尹召開的追悼會，市委書記、副市長、統戰部長、組織部長、政協領導皆有出席，肯定了尹伯明在五卅運動中的貢獻、抗日戰爭中的貢獻、宜賓解放中的貢獻。

責編：王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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