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蘇沛縣，保存有《大風歌》碑三塊，一塊漢碑，一塊元碑，一塊甲子碑。1984年由江蘇書法家孟昭俊復原的甲子碑，以原漢殘碑為標準，歷時三年精心研考，把原碑所缺九字的古篆體，悉數查出，再現了千年古碑的原貌。碑文以大篆書寫，極具美感。孟昭俊也因此名氣陡升。

       孟昭俊1941年生於江蘇沛縣張寨鎮孟雙樓村，受家學影響，自幼熱心於書法。我與孟昭俊僅有一面之緣，三五閒談之中，可約略窺見其樸素嚴謹之風。他不善言談，謙稱自己幾十年來只是“認真寫字”。

       孟昭俊的書法整體上有一種清氣，可以看出與張伯英的某種聯絡。張伯英是銅山人，乃是孟昭俊的鄉人和先賢。張氏書法導源於魏碑，在20世紀前半葉享有較高聲望，其清峻硬朗的書風在整個徐州地區有著長遠的影響。孟昭俊的書風並未完全蹈襲張氏，而是有所變化和創造。在我看來，敦煌寫卷、唐楷特別是顏體，是他的重要資源。他將二者融合到一起，創造了具有獨特風格的楷書。如韓愈《石鼓歌》、《金剛經》、《心經》等作品，其用筆依然可見張氏的爽勁風格，但結體上卻非常接近敦煌寫卷，筆畫則有顏真卿、柳公權的法度和沉穩風格。可以説這是一種屬於孟昭俊的獨特風格的正書，別開生面。

       在楷書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孟昭俊的對聯和榜書。每一位書法家都有所擅，有所不擅，如蘇軾就自稱寫不了大字。孟昭俊恰恰是善寫大字的，他的對聯落筆沉穩有力，堪稱幅幅精彩，隸書有錐畫沙之妙，行書則鬆弛自然，起筆不急切，收筆不匆忙，信心十足，沒有數十年的功夫，恐怕不會有這等狀態。在他的榜書與對聯中，觀者甚至可以感受到每個字的氣息與節奏，品味到作者的自信與從容。這是一種“老成”的書法風格。

       與其楷書、榜書的取法不同，孟昭俊的行書更多的與明清行草神似，行筆恣意。相較榜書和楷書，行草更需要文化儲備和心性蒙養。中國歷史上行草法書的最高境界出現于晉、宋時代，與當時的文化形態有密切關係。魏晉著名書法家幾乎全部出自士家大族，如瑯琊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陳郡謝氏等，而兩宋時代士人地位也很高，宋代書法家如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都是著名的文人。兩晉墨跡，尤其是二王雜帖均無意于創作，多是平時來往信箋，因此自然率性，無意于書，而臻于書境之極致，如《十七帖》。當代人在傳統文化修養與文學造詣上很難達到古人的高度，因此創作行草，本身就在境界上自下一等了，這一點，孟昭俊恐也難以脫俗。當然，從另一角度而言，這也是對今人的苛求。

       當代書法早已轉變為一種創作形式，遠離日常書寫，“自然”的書法難得一見。當代人對“自然”的高標追求，無法忽視或背離傳統。就此而言，趨近“自然”的路途中，書法創作還是應以基本功夫為起點。在這一點上，孟昭俊給我們提供了極好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