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初學書法之際，劉藝先生的大名即如雷貫耳。但劉先生與我的交誼始於何時，卻怎麼回憶也回憶不起了。大約是90年代中期，其蒞臨故鄉青島講學時承朋友介紹認識的，實在記不清了。而劉先生予我的印象，一直是儒雅、博學、謙抑的，一派君子風度！

       劉先生是中國書協創建之際的主要領導之一，曾長期分管中國書協的創作評審工作，可以説當下全國書法展中所實施的評審機制，其中主要的程序、方法等，都是由劉先生主政中國書協創作評審工作的那個時代一步步摸索、總結出來的。劉先生不唯是新時期書法界重要的組織活動家，他向有通才之譽，他于出色的組織工作之外，在書法創作方面成就卓著；他的著述深入淺出，曾深刻影響過書法界的創作思潮；他通曉日語，他的多篇譯作為我們打開了異域書壇的視窗，令書法界同仁做到了知己知彼……評價劉先生是一代通人顯然是誇張了，可稱他為書壇通人，我以為是貼切、中肯的。

       雖然説品嘗了一個美味的雞蛋，沒有必要去參觀那只下蛋的母雞。然而，對於如劉藝先生這樣一位極富魅力藝術家的經歷，無疑讓人深感興趣。近時，我專門採訪了劉先生，多年的組織工作生涯，養就了劉先生一副極佳的口才，聽他侃侃而談，不覺移晷忘倦。他的談話隨意而有條理，對我這個晚輩而言，皆是獲益匪淺的掌故珍聞。

       昔陳寅恪先生有言：“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不可分離。”的確，以近現代名震宇內的諸多學人為例，大多係“書香門第”出身，家學淵源深厚。劉藝的父親劉錦堂先生是中國新美術運動的開風氣者之一，因其英年早逝，故人離散，乃一度為人遺忘，但劉錦堂先生的藝術成就和功業畢竟是不可磨滅的，隨著文革後大環境的寬鬆，劉錦堂先生得以重新進入到美術史家們的研究視野，這位早逝的前輩終於獲得了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應有的地位。我非一個“血統論”者，劉藝身上“高不絕俗，和不同流”的氣質確是舊時世家子弟才獨有的。

       劉藝告訴我，乃父去世時，他剛六歲。乃父彌留之際對其母留下遺言：“孩子不要再學美術。”乃父的這一遺願完全出自自己的感慨，內裏複雜的因由很難猜度。因之，儘管劉藝自幼喜歡書畫，為秉承乃父的遺言，他並未向繪畫方面發展，于寫字則一直是情有獨鍾，儘管在學書的過程中伴隨著蹉跎歲月，但他一握起毛筆就“他好俱忘”，無論條件多麼艱苦，在濃烈興味的支撐下依舊不廢翰墨。

       80年代初，舉辦全國第一屆書法展時，劉藝即有作品參展。在展覽之後的宣傳報道中，他的那件參展作品還同幾位老書家的作品發表在聲譽頗隆的《新華文摘》上，由此他對書法的研習和創作更加勤奮了。正是緣自劉藝的這件參展作品，以及當選書協理事後的表現，引起了上級有關領導對他的注意。他作為適當人選于1983年6月正式調入中國書協工作，開啟了個人人生嶄新的一頁。

       劉藝參與了第二屆至第七屆全國書法展的組織評審工作，尤其是在第四屆全國書法展中首次對參展作品進行評獎。關於這一改革，其時的很多評委認為書法不好評獎，或許還會産生負面作用。劉藝力排眾議，據理力爭，列舉了文學創作有茅盾獎，電影創作有金雞獎、百花獎，全國美展也有各類獎項的成例。最終將對本屆展品進行評獎的意見統一起來，在書法藝術領域第一次誕生了全國級的獲獎作者。此次評獎，其意義和影響以今天的眼光回視自不待言。

       在劉藝看來，公平、公開是作為一個合格評委的基本職業操守。而專業素養則包含了兩個方面，首先是眼高，眼不高選不出好作品；還要手不低，字如果寫得不好，也不足以服人。或基於此，劉藝在書法創作方面，未敢有一日懈，經年池水盡墨的功夫，實現了他所追求的眼手俱高的藝術理想。

       劉藝的書法創作以草書見勝，是當代書壇最有代表意義的草書大家之一。劉藝對草書的體認非常獨到，他應視作走入草書靈魂的那類人。劉藝説：“我認為今天的草書，除空靈飄逸之流，還應有厚重沉著之作。”一個厚重沉著，拈出了劉藝草書的個性所在。劉藝的草書作品的是沉著老到，點畫之間蘊蓄的神理已非青春年少者的妍美之相，而是一許人到老境的蒼茫感、渾厚感。可以想見，他在揮運時筆法鄭重，用墨充沛，其意不在雄肆怒張，亦不故作驚人之筆，是實實在在的敦厚，馳而不躍，行而不疾，作品中的氣象有鬱勃的特色，禿的、鈍的、拙的韻味瀰漫，不復存青春的氣息，卻如幽燕老將，氣味綿厚。劉藝喜歡鄭板橋“刪繁就簡三秋樹”的句子，又把“刪繁就簡”當作個體草書創作的主張。劉藝告訴我“‘三秋樹’已值晚秋，比起盛夏時節的枝繁葉茂另是一番味道”。我想，劉藝在草書創作上所主的刪繁就簡一定和年齡的增長分不開，這也可以看作是人書俱老境界的一種體現。

       就在此次採訪行將結束的時候，我斗膽向劉藝先生奉上為其所刻的兩方印章，求其為我即將出版的《三爽齋印存》題詞。劉先生接過拙刻，仔細地端詳了一陣，竟連連稱許，我知道這是前輩對晚生的一種獎掖，意在鼓勵不可當真。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劉先生馬上從案頭取出彩箋紙，擇一支羊毫小楷筆為我的印稿題將起來。劉先生的筆致蕭然清謐，淡然塵外，小字章草不艷、不俗，直若置於朗月之下的光鮮澄凈。所題的辭句，充溢了拳拳關愛，前輩大家的高懷雅誼盡見其間。劉先生題曰：“余不擅篆書，更不諳篆刻。小學時，老師告知篆刻要領為橫平豎直，四圍填滿，只此而已。八十年代起在書協主持書法創作工作，所見篆刻作品日多，風格各異，方寸間盡顯作者奇思妙想，令人稱羨。今觀篆刻家白爽先生近作庚寅印風印拓，突出印像是，乾淨利落，別具一格。所有作品無論白文朱文皆排列整齊，筆畫完整，與慣常所見之殘破痕大異其趣。再者文字佈置頗富動感，尤其朱文更具流動性，顯現作者想象力豐富。匠心獨運處，佳作似泉涌。以此俚句，祝賀白爽篆刻集出版。”

       書法家應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分子，知識分子構成的一個重要標識就是要具備社會責任心。劉藝先生評價拙作的過譽之辭，我著實不敢當，我也不把這多過譽之辭僅僅看作是對我個人的獎掖與勉勵，我還願意把這些辭語當成是劉藝先生對書壇後學的一種普遍關懷。劉先生類似的題詞，在此後我又見過幾幀，因而能夠洞見到，劉先生關心的不止是我一個人，而是從一種責任意識出發，去惠澤每一位晚生學子。

       關於中華民族優秀品德的發現與重造，可謂是當今社會大環境中的首要命題。在時下以金錢和權力作為成功首要價值觀的風氣裏，大力提倡民族優秀品德重造理念，很多人一定覺得有點迂。可是，我們要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造美好的精神文明，總得有個來源。假使拋棄傳統的美德，又從哪去找尋民族復興和精神文明的根係？劉藝先生在此方面為我們做出了表率，他的愛和關懷不啻是傳統美德的一種具體表現，折射出一種普世的價值觀念。

       我珍視與劉藝先生的這段金石之交 ，金石之交 ，地久天長！在我的心目中，劉藝先生的道德文章是一座大山，將是我人生中永遠師法的楷模！

2011年夏于京城勁松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