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作人出生在本世紀初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籍是安徽涇縣人才輩出的茂林村。祖父吳平疇遷居蘇州，是當地著名的花鳥畫家，不幸早亡。父親吳慰萱是康、梁改良派信徒，遭人毒害暴死。遭此厄運，從此家道中落，一門婦孺難於謀生。青少年時代的吳作人是在坎坷、淒寂、困頓中成長的。然而，他稟賦獨厚，富藝術靈氣，又有志氣，既親嘗世態的炎涼，又善察自然生態的機運，多才多藝，感情橫溢。嚴格的家教和嚴酷的生活使他在幼小時就懂得生活的意義，自中學時期始就熱心社會活動。出於堅定不移的志願他終於邁出了人生關鍵的第一步，毅然放棄已經準備就學的國立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決定改學響慕良久的美術，考入由田漢主持的上海藝術大學美術系(後改為南國藝術學院)，並參與南國社的戲劇、音樂運動。他從此跨進了一個文藝新天地；莎士比亞、雪萊、拜倫、易卜生、王爾德等文學巨匠向吳作人展示了一個新鮮而奧秘的西方藝術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在渴慕已久的徐悲鴻門下，開始切實地鍛鍊素描造型基礎，同時深深感受到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的華光，仰慕古希臘，直到十八、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名師巨匠的業績，確定了自己的目標和努力方向。從西學入手，領悟造型藝術的真締，隨即赴歐學習，師奉比利時獨樹一幟的寫實主義者王家美術學院院長巴斯天教授，打下了紮實的油畫造型基礎。巴斯天的藝術功力直追倫勃朗，其油畫藝術富於印象派的光色效應，體現出鮮明的寫實新風格。他是社會黨人，思想進步，為人耿直，對東方藝術很有研究。他對吳作人在學習時期的油畫就有這樣的評論：“你的油畫既不是弗拉曼傅統，當然也不是中國傳統，而是充滿了自己的獨特個性。”這個性正是兼備著根深葉茂的中國文化清雅而醇厚的特性，又得廣泛地賞鑒西方藝術盛世的大家名作，不泥古，不泥洋，恰好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血肉。吳作人繼承中外古今，創造自家的風貌，於此可見一斑。

       吳作人是少數勤於人物創作，並以勞動為題材的歐洲留學生之一，早在學習之初，就提出“藝術是‘入世’的，是‘時代’的，是能理解的”，“親嘗水之深，火之熱，醉山海明晦之幻，懾風雷之震，悚喚號之慘，享歌舞之歡狂……不離現實生活，寫人之至情，是人世之作，誰能不理解？”留學後回國，他又得出結論：“一件藝術品就是它能夠表現一個民族，表現一個時代，表現一個環境……；惟其因為他有這些要素，才可以從一種藝術品裏看到一個民族，看到一時代，看到一個環境……。所以藝術的動向是絕對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跟著社會在轉移，同時轉移著社會……。只要藝術家有了充分的心靈和技藝的修養，到處都流露出時代的呼聲。”吳作人有深入而廣泛的藝術實踐，對藝術理論也有獨到的見地。“藝為人生”是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藝術體現人的靈魂，不能脫離人生。”又説：“藝術與科學是人類文明的兩大支柱，人用以前進的兩條腿，缺一不可的”。此外，他對審美理想和藝術方法等方面還有許多精闢的論述。這些理論是從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中獲得的，理論指導著他的實踐，實踐又證實了理論。

       吳作人的藝術到他的盛年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他在跋涉青藏高原深入蒙藏人民放牧生活中，在廣漠大氣的懷抱中，發覺到中國水墨的語言更能表達自己的心境和意向，中國畫作為中國的文化現象有它不可代替的藝術特色。通過創作實際，他現在進一步領會並掌握了民族繪畫的審美特徵，造型嚴謹而筆墨灑脫的奔 和牧駝産生了，氣勢宏偉而抒情寫意的雪原風情立即博得了美術界的交口稱讚。人們當時可能還來不及領悟到這些水墨畫為什麼這般動情，到後來才明白吳作人行萬里路所尋求的不只是在生活中寫生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求索怎樣使他的藝術內涵更好地反映中華民族悠長而深厚的情感。還在浩茫邊陲作“苦行僧”的途中，他在莫高窟考察了曾經望眼欲穿的祖國藝術瑰寶，臨摹了那裏的壁畫，通過細心的體驗，更加堅定了一定要很好地繼承民族繪畫傳統用以表現現代生活的決心。這個宏願，到五十年代終於作到重點轉移。在四十年代，他以油畫和水墨並舉，油畫的民族化，此時已略現端倪。到五十年代，他以中國畫創作為主，作品完全趨於成熟；風格英姿灑脫，舉簡治繁，風清骨峻，以氣質勝人。此時的油畫則達爐火純青之境，更加富於民族氣派。吳作人在五十年代進一步深入民族藝術的研究，系統勘察了炳靈石窟和麥積山石窟，撰寫了勘察紀略，對馬王堆漢畫和北齊壑壁畫都有專文闡述。同時他又多次出國考察，對印度繪畫尤有研究。他的考察研究方針，簡言之就是縱以繼承，橫以借鑒，博采廣收，以充實自己的學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