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講，王西京的新作《兵諫一九三六》是一幅讓我能重新閱讀所有其繪畫文本的作品之一。它讓我對王西京在繪畫文本言説方式上拓進的軌跡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從王西京早期的諸多肖像畫到主題性創作，直至他的新文人畫，我似乎看到了一條清晰的主線——沿著“徐蔣體系”，以文化人的良知，一直紮根于“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傳統”，心無旁騖、忍耐寂寞，並取得不凡的成績。《兵諫一九三六》正是他在這條文藝主線上辛勤拓進的、奉獻給社會的最新藝術成果。

       依據藝術的創作規律，可以從兩方面來解讀《兵諫一九三六》，最為直觀的就是繪畫文本本身所涵蓋的所有繪畫技法。王西京幾十年如一日，深入研究技法，但又避免了唯技術論者落入“僵化”與“匠化”的窠臼。以先進的文化理念，將自己置身於民族文化發展的潮流中，冷靜地把握民族文化的脈搏，然後指導自己在繪畫技法上的突破，是王西京藝術形態的主流意識，惟有這樣，王西京的藝術拓進才與“技近乎道”保持了共振與同步。在新作《兵諫一九三六》的創作中，可以看出，王西京在以往肖像創作和主題性創作中“一以貫之”的探索主線，他有條不紊地沿著這條主線進行推進。以愈發細微的藝術敏感，把筆墨的內在精神和西畫色彩與光影排序所對應的細微情緒敏銳地進行捕捉，通過畫面構成進行有序地排列，演奏出了黃鍾大呂般的音效，並釋放出浩然之氣。這條主線對於王西京來講有一個逐步清晰的過程，新作《兵諫一九三六》正是這個探索過程中的最新成果，是“徐蔣體系”在當代最為直接的傳承與最新的學術成果。王西京在美術創作上的卓越成績皆來源於他對於中國文化以及這段歷史清醒和深入的理解與認識，也因此，他選擇了沿著“徐蔣體系”這條中國當代美術的主線心無旁騖地進行拓進。

       在《兵諫一九三六》的畫面處理上，王西京把光線作為美術語言，發揮到一種極致的狀態。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頭部後的燈光形成了類似宗教題材的背光，士兵頭部上方的燈光也巧妙地幻化成為一種“背光”效果，直接把人性的光輝之處上升為神性的崇高與偉大，這種大膽的處理是“做”不出來的，它是情感共鳴後的必然産物。王西京在這幅新作之中運用了文學的“史詩性”手法，並把它發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以赤子的情懷感受著創作題材帶來的心靈上的衝擊，從畫面中仿佛能看出他在創作過程中化解“悖謬”所産生的絲絲苦痛，因為真正的藝術創作就是一種捨棄自我的奉獻過程。《兵諫一九三六》從表象上來看，可以説是順利完成了，但如果是了解了這幅作品的産生過程，用“悲欣交集”來形容他的心態，實在合適不過了。王西京用了30多年的時間體悟了中華民族這段悲壯撼人的歷史，其中甘苦無人能知。可以説，在1980年創作《千古功臣》時王西京就開始為這幅作品做鋪墊。王西京試圖用自己薄弱的心力為中華民族的那段苦難歷史，做一個讓子孫後代能夠明心見性的注解——他以“士精神”為靈魂的振臂一揮，讓人心碎與不安之餘意識到，一個沒有血性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有人説王西京創作這個題材有先天優勢，因為他生在西安，長在西安，這也算是一個理由。和楊虎誠將軍的那絲血脈關係，加上關中漢子那種獨有的執拗與正直，使作為畫家的王西京有一種用畫筆表現先輩的衝動。20世紀80年代海峽兩岸有了交流後，王西京作為楊虎誠將軍的後人代表之一在台灣探望了張學良老人。溫情脈脈的同胞之情，讓王西京堅定了以藝術家的良知，用畫筆來表達對歷史的理解，表達真摯的民族情感的決心。從這個角度來看，王西京在新作《兵諫一九三六》中的諸多探索無疑是十分成功的，因為情感因素帶來的突破，已經超越了技巧層面的突破。

       有人説，王西京的這幅新作《兵諫一九三六》依然是走政治路線，延續的還是領袖題材那一套，我認為這正是王西京的成熟之處。我們常講推動歷史進程的是廣大人民群眾，但我們不可忽略的一點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最需要的是能夠給廣大人民群眾指明未來之路的精英。王西京筆下的那些人物形象都是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文明進程的歷史人物，這就是王西京的“精英”觀。

       從美術史的角度看，王西京的新作《兵諫一九三六》是一幅散發著現實主義精神的精品之作,它是沿著“徐蔣體系”這一主線，在新時期的重要藝術成果之一;它是王西京對子孫後代的一個交代，對中華民族歷史的一個注解。他用畫筆傳達了文學所含載的那份厚重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果説繪畫技法的諸多拓進是這幅新作的一翼，冷靜與深邃的歷史觀則是這幅作品的另一翼，王西京對祖國和人民深沉的愛才是《兵諫一九三六》這幅新作的靈魂所在！

（作者：馬新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