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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楊銳、劉光,戊戌變法六君子,突然在畫布上復活。這就是1984年第六屆美展中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遠去的足音》。因為當時時值改革開放之初,很多人的思想仍然處在迷惘與精神的重負之中,而畫面上銳意改革、肝膽衷腸,手握鐐銬而痛心疾首於民族命運的六君子卻給了我們信心和力量,以至20多年後的今天,很多人還對《遠去的足音》感慨頗多。這幅畫也使它的作者王西京從此走上職業的藝術道路,並把“歷史人物譜”作為他畢生的追求。
從歷史深層找資源
這幾年,王西京已在東南亞、歐洲舉辦過幾十場展覽,最近在北京也有一些個展。他説自己每到一處受到的關注,大多是因為他的畫作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氣節,而這種民族氣節又不同於簡單的對舊有東西的模倣和複製,而是他從歷史深處,找到了一系列歷史人物的生活形態,然後通過畫筆,縫合出他們的精神特質。
於是,他先後創作了屈原、司馬遷、嵇康、阮籍、陶淵明、李白、杜甫、范仲淹、蘇軾、文天祥等具有崇高的人格精神和對國家對民族赤膽忠心的眾多歷史人物的形象。
“這些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和擴張了民族高尚靈魂而又凝結著歷史的悲劇和憂患意識的人物形象,通過畫家的深刻表現,從而劃過歷史的長空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成為當代人擔當民族重任和文明高尚的民族精神的典範。”這是評論家張鉅對他的評價。
王西京説他之所以傾情于這樣的人物,是因為他自小的精神世界裏,就有一種對偉大文人的熱愛,而他迷戀的不是他們的事跡,而是一種風骨,這也是現代人缺少的一種東西。他想通過歷史人物來反觀現代人的精神面貌,因此從筆端自然就流露了出來,其中也不乏幾分惆悵。他認為這種風骨精神是中國傳統文人崇高道德真理與正義、追求自身高尚人格,而不願屈從專制暴政下醜惡與世俗勢力的一種崇高的精神氣節和超凡自我的人性風采,他也一直希望把這種精神帶到世界上,希望改觀外界對中國的印象。
在寫實與想象之間
但也有評論家批評他的作品過於寫實,或者説是一種簡單的人物肖像,但他卻不這麼看,他説他是有意而為之。王西京説他實際上學的是西畫,但後來轉為中國畫,其實是把中、西技法融合在了一起,因此特徵十分突出。他的作品分歷史人物、仕女系列、現代偉人。所以除了以上作品,他還畫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毅、鄧小平、江澤民等。其中1993年創作的《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百米書畫長卷,在毛主席紀念堂展出並被收藏。
但他説自己在創作這些作品時,並沒有想到它的市場,而是想從這些人物中,獲取一種獨立的精神力量,而這種力量,恰是很多藝術家缺乏的,他認為這可能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
王西京1946年生於西安,這座古城給了他很多歷史啟發。“長安自古帝王都,這裡曾經聚集過多少中華民族的精英人物,這裡曾經發生過多少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這裡曾經演過多少歷史前進的凱歌,這裡曾經歷過多少正義與邪惡的鬥爭,這裡曾創造過多少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雖然時間無情將這一切化為煙雲,然而長安這座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的古城風韻猶存。”
那些染上了歷史風塵的碑林、雕刻繪畫藝術,那些流傳在人們口頭上的詩歌和故事,都給他留下了深刻記憶。尤其是對於他這個家境貧困的少年來説,只能靠刻苦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這些偉人無不是對他的一種激勵。
他先是靠在建築工地做苦工得到微簿的報酬,完成了自己小學、初中、以至美術學院附中的學業,“文革”時,自己的恩師于正常先生被冤屈槍殺,這些一直震驚著他的心靈,他就用畫筆發泄自己的憤怒。他説在那期間,他畫了數十本連環畫和數千個人物形象。由於遭遇排擠、打擊,甚至污衊陷害,他只能加倍努力。但最後終於由一個報社的美術編輯變成畫家,後又創立西安中國畫院,並擔任了院長,立志於弘揚民族文化精神。
傳統文化的經濟價值
他現在除了用作品傳承中國文化,還參與其他的社會活動。比如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在西安建立中國文化博覽園的議案。
這是一種文化與經濟的創新,目的是把陜西古跡做成全國文化産業的一艘航母。也是讓處在被疏離、割裂、斷流和不自知的狀態之下的傳統文化重新煥發生機。
他説就繪畫藝術而言,隨著帶有殖民意識的歐風東漸,美術學院重技而輕藝、重形而輕神和輕視文化修養的教學體系,直接導致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不能再復興。
低層次的寫實畫風,幾乎取代了傳統精神而佔據了主導地位。加之複雜的政治因素,政治科普和圖解生活成為當代人物畫的主流。那種曾以創造了令世界為之傾倒的、以“文以載道”為主要思想方法和藝術境界的中國繪畫藝術,失去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失去了超凡脫俗的境界和人格的風骨精神,繼而膚淺、功利和世俗傾向取代了藝術的深刻和高貴。
如今,王西京試圖找到傳統文化中以“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為內核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來豐富自己的繪畫內涵。
(作者:大河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