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王西京先生的水墨作品，走近他幾十年走過的藝術歷程，有一個很深的感受，那就是他是與時代同步，具有文化自覺性的藝術家。他的一幅幅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時代從社會意識到審美理想的變化；他個人的藝術審美趨向，反映了他對民族文化和藝術的深刻認識。

       自古到今，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環境中，他的思想意識和行為，不可能不刻上時代的烙印，藝術家也不例外。但是，這並不表明，在同一時代生活中的人，對客觀社會環境的主觀反映所體現的價值和意義都在同一個水平之上，這是毫無疑義的。每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決定了他的選擇取向，對藝術家來説，還有與之相關的藝術觀的問題。王西京是一位有使命感的藝術家。他是在1986年從專業學校畢業後走上藝術創作道路的。他經歷了“文革”的鍛練，在實踐中繼續學習，通過大量臨摹古代人物畫和連環畫創作提高自己的造型技巧，尤其是以線為基礎的中國畫造型能力。在1969到1974年間，他創作《越南女英雄》、《林中響箭》兩部優秀連環畫，受到業內人士的好評。應該説是對待傳統中國畫的問題上，他是有心人。在“文革”結束不久的1978年，他就出版了自己編寫的書《中國線描人物畫技法》。這當然與他生活在這個有悠久文化歷史和有中國畫傳統的西安有關，但也説明他勤於自學、勤於鑽研傳統藝術，在同輩人中較早自覺地認識到中國畫的價值。

       王西京的自覺性還表現在另外一方面。當時，在中國畫創作領域，許多藝術家出自於弘揚崇高民族精神和讚揚愛國英雄主義的熱情，紛紛選擇重大歷史題材進行創作，但與此同時，畫界還殘留著“泛政治化”的傾向，題材決定論仍束縛著藝術家們的創作。有些藝術家在題材選擇上下功夫頗多，而在藝術處理上卻經營不足。王西京上世紀80年代歷史題材的人物畫，很注重藝術本體，注重語言自身的感染力，既有寫實的造型技巧，又有中國畫的筆墨功力。

       20世紀的中國畫人物畫創作，吸收西畫素描造型之後出現了寫實的傾向。對於這一點，今天有人提出質疑，認為這是對傳統中國畫的否定，這種看法似乎脫離當時的歷史實際，不夠全面。中國畫中的人物畫創作吸收西畫寫實造型，是在“五四”之後“中西融合”大思潮中産生的一種普遍現象。不可否認，“中西融合”大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藝術有積極推動的一面，也有壓抑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的一面，那時因為“西學”以強勢的姿態“東漸”，寫實造型的西畫也是以“科學”的方法被引進來對傳統文人畫加以“改造”的。但是，中西藝術交流、碰撞的過程，産生了刺激和推進中國傳統藝術向現代轉型的積極成果，尤其在人物畫領域。當然，“新體”人物畫有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如何把西化的素描寫實造型融進以線為基礎的國畫寫意造型之中，需要幾代藝術家的努力。當王西京走進中國現代人物畫畫壇時，也和他同輩畫家面臨這一課題。他在一系列歷史人物畫中逐步摸索出解決這一課題的方法，反映他這一階段創作成果的代表作當推1984年完成的《遠去的足音》。

       《遠去的足音》取材于1898年戊戌變法的題材，描繪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楊銳、劉光弟六君子慘遭清政府守舊派殺害，壯烈犧牲的場面。此畫創作和展出於改革開放初期，不僅有紀念歷史先烈的目的也有毋容置疑的現實意義。這一點可見作者的題跋：“諸君以身許國，血濺改革之業，激勵天下，促民族之覺醒，氣貫中華，英魂不逝，誠可歌可泣也。”用中國畫處理六位英雄人物就義的壯烈場面，可以用兩種方法：以白描為主的線造型手段和以塊面為主的繪畫語言。王西京選擇了後者，這不僅是因為當時流行這種“中西融合” 的造型模式和他本人掌握這種造型技巧，而主要是出於題材本身的需要。這一歷史事件本身具有的某種情節性和悲劇性，人物心理層面的複雜活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場面氣氛，都需要畫面上有雕塑般的立體造型。在《遠去的足音》 畫面上，我們看到有堅實體積感的人物造型，看到豐滿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到在統一氣氛下人物不同內心活動的細緻描寫。這是一幅有紀念碑效果的歷史畫卷。在這裡，作者既運用了他掌握的寫實造型功力，又調動了他在筆墨上積累的修養與技巧，如筆線的遒勁有力，墨色的濃淡變化，黑白虛實的處理……巧妙地使二者有機融合，用來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這裡，王西京似乎沒有過多地考慮中國畫與西畫之間的界限，他的目的是描繪歷史事件，是塑造人物形象，是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是呈現主題。他之所以不看重中西繪畫語言的差異，不僅是因為他在這兩方面的造詣，而且作為藝術家他在實踐中體會到，中西繪畫雖屬不同體系，表現方法各有特色，但作為造型藝術，兩者有共同追求，絕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可以互相借鑒、相互交融的。

       當然，王西京對傳統文化精神、對中國畫特有的觀念和技巧的認識不斷在深化。80年代中後期之後，他在人物畫上新的追求表明它有新的心得和體會，有新的藝術追求。他創作的《人民領袖》和《魯迅》為代表的一系列描寫國家領導人和歷史人物的繪畫，在藝術風格上有較為明顯的變化。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更重視線的表現力，更注意虛白在佈局中的作用，語言更具有寫意性，一句話，更體現出傳統文化精神。他似乎把寫實造型技巧隱藏在畫的深處，不讓它表露于外，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可以感覺到他得益於寫實的造型功底。這種風格的變化，對畫家個人來説，是時代給中國畫創作提出的新課題，與其説這是對歷史上出現的某些偏差的一種補償，毋寧可以看作是“舊”（包括文人畫在內的中國古代繪畫傳統）與“新”（“五四”以來形成的新傳統）的“整合”。不論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多少意見分歧，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當代中國畫的人物畫要紮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藝術傳統，這絕不意味著要單純地走文人畫老路，但在文人畫的優秀傳統中有可以汲取的重要養料；“新體”的寫實型人物畫必須體現民族精神。王西京的思維是辯證的，他清楚地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似乎三個重要的問題在他的腦中徘徊，那就是“民族傳統”、“時代”、“個性”。因此，他的藝術風格的變化或轉型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做”出來的。他的許多描繪古代文人雅士或以古代詩詞為題意的人物畫十分講究筆墨語言，如筆線的遒勁洗練，墨色的豐富變化，在點、擦、皴、染中顯示氣韻，在變形、誇張中抒發自己的主觀感情，根據描寫人物特定的情景表達不同的意境。這些畫沒有重蹈前人的老路，而具有自己的個性特色。這表現在：一是格調清新、高雅；二是在平面的線造型中形象有內在的飽滿感。

       深諳民族傳統藝術的情趣和格調與精湛技巧，又具有開闊的文化視野的王西京，在向藝術深處不斷逼近。他的有些作品已經超越人物畫的範圍，用簡練、含蓄甚至朦朧的語言表現某種意境，表現對人生、歷史和宇宙的思考。無疑，他是在探索寫意筆墨的無限可能性。

       王西京懂得時代在發展，人們的審美趣味在發生變化，藝術家的創造必須適應時代和大眾的需求，藝術家必須在傳統和現代的審美意識之間架起橋梁。顯然，他和許多當代從事中國畫創造的藝術家一樣，在復歸傳統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為了創造具有現代感的藝術。這種現代感不同於西方現代藝術，不脫離大眾，不無病呻吟，而有健康的格調，充實的內容。這是我們新時代的藝術歷程。在這條道路上王西京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但仍有施展才智的廣闊空間。相信他不會辜負人們寄予的厚望，在藝術創造上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邵大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