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國強：拆遷變徵收，不能只是換副“馬甲”

　　《京華時報》昨日報道，經反復醞釀、多次修改，《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草案)》已比較成熟，有望于近期出臺。

　　“拆遷”改為“徵收”，名稱的改變或許不是最主要的。“徵收條例”與現行拆遷條例最大的不同，是“行政拆遷”將被廢除，明確規定了政府在徵收（拆遷）中的法律地位，即只能扮演唯一徵收人的角色，開發商不能介入（徵收）拆遷；是否允許強拆以及拆遷糾紛，都由法院裁決。

　　這樣的角色分配，或者説權力架構，比起現行的拆遷條例，當然是合理得多，也更具法治精神。但是，這僅僅是理論上的，實行起來如何，還有待觀察，或者説，不敢很樂觀。隱憂在於，當徵收人（政府部門）與被徵收人（房屋主人）發生糾紛而訴諸法律時，法院是否能夠不受權力的影響和制約，一碗水端平，公正裁決？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權大於法，法屈從於權力的事例太多了。“案子進門，大家託人”已是普遍現象。托誰最有用？當然是掌握權力者。法律屈從於權力，河南柘城縣趙作海被錯判殺人就是典型的案例。因為證據不足，柘城縣各司法機關都認為該案不具備審查起訴條件，不予受理。但是，後來該案被提交商丘市政法委，專題研究後作出結論：案件已具備起訴條件。於是案情急轉直下。錯案糾正後，卻只有幾名法官受到處罰。這樣一種司法環境下，人們有理由擔心法院是否能夠公正裁決徵收糾紛。

　　“徵收條例”保留了“強拆”，當然前提是為了“公共利益”。報道中沒有關於“公共利益”的具體條款，所以無法評價其是否合理，只能表示一點擔心：如果“公共利益”界定得不清晰，不明確，彈性太大，在徵收方和被徵收方強弱對比懸殊的現實中，“公共利益”容易成為徵收方手中的工具。比如政府要建“中央商務區”，你能説不是“公共利益”嗎？但是，通過徵收房屋得到的土地，同樣可以賣給開發商，不造住宅，可以造寫字樓——“中央商務區”怎能沒有寫字樓呢？於是，公共利益就“合理”“合法”地轉化為商業利益。

　　一般都説“法制不健全”，其實，具體的法律、法規，包括各種“條例”，已經不算少了，問題是法律、法規不能充分地實施——“法治”不健全，是比法制不健全更要命的事情。説得極端一點，不增加新的法律、法規，已有的法律、法規基本上都能不走樣地實施，就很了不起。很多事情，如果只看法律條文，你會覺得很理想或比較接近理想了，但是，在現實之墻面前，理想的腦袋太脆弱。

　　“徵收條例”自今年1月底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至今差不多有11個月了，這11個月裏，幾乎沒有聽到關於“徵收條例”修改、完善的具體內容，聽到的是“徵收條例”因地方政府的阻力而難以出臺的傳聞，而有關部門既未證實，也不“辟謠”，因而，這11個月裏“徵收條例”的修改究竟是往哪一個方向在走，公眾一概不知。如果修改後“徵收條例”公佈後，能夠再次聽取觀眾意見——“徵收條例”盡可能的完善、公平，意味著房屋徵收實施起來也能夠相應地更加公平，社會為之付出的代價也能相應地減少。具體的“法制”如何制定，能否公平對待各方利益，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