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百人涉案，反腐只能收拾殘局

　　這是風起雲涌的貪腐，所以有疾風驟雨般的查處，而“全軍覆沒”的結局，與其説是重在勝利，不如説是收拾殘局。

　　我説的是湖南耒陽市礦産品稅費徵收管理辦公室的腐敗窩案，這個科級機關單位達到770多人，逾百人涉嫌貪污受賄，從主任、副主任、黨組成員，到下屬各站點站長、班長，各級幹部幾無脫免。

　　報道並沒有透露這個科級單位大概製造了多大的腐敗數額，但根據報道所説的情況，如果真的“疏而不漏”，我都擔心這個科級單位是不是還能夠有人完全與貪賄無關。報道説，在這裡，腐敗成為一種“集體決策”，分配規則是每次非法所得七成由站內員工私分，三成給領導上貢，光是一個收費站，一個端午節收到的紅包就有100多萬元。而在窩案查處之後，耒陽市在煤炭無增産的情況下，礦産品稅費徵收增長150萬噸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間，耒陽市煤炭稅費收入猛增1億元以上。

　　這個案件之所以説是風起雲涌，不只是涉及的人多，而且在耒陽絕非秘密。當地流行的説法是“進了‘礦徵辦’，不發財都難”。長達五年的時間，那麼多運煤車輛向“礦徵辦”繳費，大開大闔的受賄通關行為，想要不造成社會影響應當也是很難的。紀檢監察部門雖多次收到舉報，卻不了了之。

　　反腐開關遲遲沒有開啟，接到舉報的部門每次查處都是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6月，湖南省紀委接到舉報，紀委主要領導批示查處，幸而有了這樣的批示，這個科級單位的集體貪腐案件才被查處。反腐開關是否開啟取決於一張批示，幸而如此，不幸如彼，難道不也在兩可之間?

　　多少年來，這個社會似乎一直糾結于“有效監督權力”的問題，糾結貌似深重，苦惱貌似真誠，而且重重艱難之後，權力約束總算不得不成為一種共識，然而權力約束沒有直接交還社會，而是一猛子扎回權力體系自身。

　　在耒陽“礦徵辦”這家科級單位，我們看到權力單位內部的沆瀣一氣，同時看到權力監督部門的軟弱無力，社會的監督途徑則仍然只能是民間社會的抱怨和擊鼓鳴冤似的舉報。“礦徵辦”內部貪污受賄上下同心，分配有規則，一團和氣;“礦徵辦”吸納了大量當地官宦子弟，使得掌權者形成集團利益。這是報道已經説明的，報道還説“礦徵辦”主任羅喣龍以善於“照顧”各種關係聞名，也使人留下猜想，這是否對他在一座公然自肥的金山上能夠坐得穩起到了作用?我們沒有讀到更多的材料，不知他能夠長期不受查處，除了廣泛吸納官宦子弟，是否還有掌握其官運的人對他特加青眼，或者在他面前直不起腰來。

　　一種不著要害的説法，認為權力沒有公開透明。像耒陽“礦徵辦”這樣，贓財廣進，坐地分錢，下有“不發財也難”的民謠，上有舉報信迭至，中有官宦子弟充塞機關，難道不是大搖大擺地掠奪侵佔?耒陽“礦徵辦”在今日又豈可謂孤例，權力違法、權力自肥，哪一樣不是私密可為、公行也無懼呢?

　　一種似是而非的説法是，“耒陽市‘礦徵辦’成了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監督盲區”。那麼多官宦子弟奔競而入，豈是盲目;有權監貴者任其混賬，豈是老眼昏花?人人心裏明白，監督者則是選擇性失明，佯作“沒有發現問題”，無所謂“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水在同流合污，針也沒有真想去插過。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如果民眾只能道論于巷閭、鳴冤于朝堂，而不能直接或者通過真正的代表決事于市政廳、申言于媒體、抗辯于法庭，靠權力的疊床架屋來自行約束，作用可能不過是增加分肥的員額而已。這樣的道理很難理解嗎?大道俱在，權力約束的苦惱與糾結?何為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