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漲薪機制比談薪能力更靠譜

　　近日，雲南省總工會召集了全省所有工會的400余名主席，開始了最大規模的“工資集體協商推進培訓”，意圖培訓一批“談判專家”，幫助職工同老闆談判加薪。（11月22日《法制日報》）

　　嚴格説來，價格取決於價值和供求，而不是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能力，勞動力價格也是這個道理。“工資集體協商”的好處人人都明了，但得益卻很少見得到。其實，工資漲不上去，也未必全是“老闆無良”的結果。國民收入這塊蛋糕，分享者有三：勞動者、國家、企業，如果財稅所佔份額太多，相對強勢的資方必然要蠶食工人的合理所得，就算談判技巧再高，也無法説服老闆犧牲再生産的能力來滿足工人薪資增長的要求。

　　據説，工會作為工人的群眾組織，在推動解決職工工資分配問題上責無旁貸。企業不願談，擔心利益受損；職工不敢談，擔心被解雇；代表不會談，相關政策不熟悉，經驗技巧不豐富！——這個“三不”現象作為工資集體協商的難點，是一個必須跨過的障礙。遺憾的是，看看基層工會與企業管理構架的高度重合，你就知道所謂談判能力是否值得寄予重托。屁股決定腦袋，的確有為工人賣命的工會，但更多的工會在“加班費”等小揩油的問題上都愁腸百結，還能指望他們對工資增長這個宏觀命題“大有作為”？

　　工會主席的談判能力是參差百態的，靠他們的“談判能力”去解決工資難漲問題，實在多有懸疑——萬一談著談著“變節”了咋辦？又如果老闆們也去培訓工資談判“專家”了咋辦？靠人不如靠制度。工人的工資要增長，但不能只仰仗工會主席的“談薪”能力，須有健全的工資增長機制兜底。如果工資能與GDP或者物價同步起來，又如果勞動力價格形成機制本身就有章可循，我們又何苦逼著工會主席在困難時期扮演“堂吉訶德”？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工資增長機制比協商談判更值得我們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