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瓊：強制“農轉城”不僅是執行走樣

　　一直備受期待的戶籍制度改革出現了另外一番狀況。近日，作為統籌城鄉發展和戶籍改革先行者的重慶，因為在多所大中專院校強制推行“農轉城”政策而受到媒體關注。儘管重慶市教委表示將立即糾正，堅持依法自願原則，嚴禁將轉戶與學生畢業證書頒發、資助、獎學金和評優評先等挂鉤，但調查表明，當地多所高校的學生稱，“逼轉”仍在進行中。

　　政府的發展意願和改革措施由教育系統來強力動員和落實，不能算是一件新鮮事。在此以前，有鄉政府起草拆遷信讓中小學生動員父母簽字的創舉。雖然強制學生“農轉城”與“拆遷從娃娃抓起”不可混為一談，但從學校扮演的角色和體現的力量來看，其中顯示出的政府與教育機構之間、教育機構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關係卻是具有明顯的共性特徵。在政府意願向下傳導過程中，學校顯示出了超乎一般的管制能力和動員能力，手握畢業、資助、評優等資格發放，效果當然是顯而易見，操作起來也是簡單易行的。

　　在強制學生“農轉城”的問題上，重慶市教委相關人士回應稱，這是因為在實際工作中，當地少數學校和個別教師對政策理解不到位、宣傳不到位、解釋不到位，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政策執行起來走了樣”、“好事沒有辦好”，方式方法簡單粗暴，操之過急，這是再常見不過的解釋，也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思路。但放在強制學生“農轉城”做法上，在教委“發現一起，制止一起”的表態之後，管理部門仍有“自願不等於自由，尊重不等於放任”的觀念，老師和學生仍有“農轉城”的任務壓力，“農轉城”仍然成為需要高度統一步調、嚴格控制進程的行動，那麼農民的“被城鎮化”就不僅僅是一個政策執行問題。

　　講究方式方法，堅持自願原則，當然是政策推行過程中的必要條件，但是不是講究了方法，就能完全達到戶籍改革的社會目標，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在戶籍制度改革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的背景之下，農村人口對改革在推進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過程中出現了遲疑、出現了非自願的情況，至少説明，割裂城鄉、區別對待的戶籍制度不僅僅是要不要改的問題，還有個如何改、改成什麼樣的問題。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即便是從良好的願望出發，也需要從政策設計上週全考慮農民向城市戶籍轉變過程中，其生存和發展可能面臨的震蕩，避免城市化帶來的農地收益日漸提升的過程中農民利益損失，造成新的“被剝奪感”。另一方面，以實現人的自由平等為目標的改革，如何在推進過程中充分體現出必須的自由和平等，避免“為改而改”而導致政府意願與民眾意願相背離的狀況出現。

　　在今天，自由遷徙和居住已經基本不受戶籍的限制，現有的戶籍制度之所以廣受詬病，非改不可，就在於戶籍刻意劃分了城鄉兩個世界，形成了權利、保障和福利不公。但我們必須確認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不等於農轉非，城鎮化不等於戶籍城鎮化率這一表象，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不是為城市化解困，而是要從根本上消除戶籍在任何一種權利歸屬上所起到的作用。這其中最基本的底線，就是要保證任何人的利益都不因改革而受損。

　　每個人都是自身利益最清晰的體驗者和判斷者，對自身權益的選擇不可替代，也無需替代。任何一項政策要取得民眾的信任和理解，最根本的方式，不單是講究方法，而是將選擇的權力交給民眾，這才是戶籍制度改革面向自由和平等的內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