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礦難救援的“智利經驗”並不難學

作者：畢舸

      備受矚目的智利聖何塞銅礦礦難最後階段救援工作于當地時間12日晚舉行，被困在地下68天的33名礦工將搭載形似膠囊稱為“鳳凰艙”的搭載艙逐一重返地面。智利礦工脫險後人均將獲近300萬人民幣補償（中國新聞網10月13日報道）。

      並非中國媒體對此投入了異乎尋常的關注熱情，而是全世界都將目光聚焦于智利聖何塞銅礦礦難最後階段救援工作。這或許是因為，在國外，類似數十人被困（注意不是傷亡）的重大事故已非多見，而在漫長的68天后成功救援出所有被困礦工則更類似于一場奇跡，人們關注的不僅是事故本身，或者一波三折的等待救援及最終救援過程，更是33條寶貴生命能否得以安全保障，這恐怕才是圍繞智利聖何塞銅礦礦難最後階段救援工作所凝聚而成的價值落點。

      輿論與國人對於智利聖何塞銅礦礦難最後階段救援工作的關注，也許還摻雜著諸多複雜感情——羨慕智利工人的幸運、智利政府對於救援的高度投入，慨嘆于同處一片藍天下，中國礦工卻要時刻擔驚受怕于隨時可降臨的無常厄運。尤其是在礦難年復一年不斷發生、政府甚至不惜以“煤礦管理者與礦工一同下井”的捆綁式監管，來督促煤礦管理將安全放置在應有位置時，立即就發生了某煤礦突擊提拔大批“礦長助理”的咄咄怪事，如果能夠將這種應對上級的“智慧”運用到如何改善煤礦安全管理體系上，何至於出現令政府與社會都窮于應對的礦難不已？

      對於公眾來説，更高的期望莫過於與其“圍觀”礦工升井不如學習智利經驗，而學習智利經驗又不如重新審視目前的煤礦管理體系積弊。尤其是在政府層面的制度建設上，如果不是耽于“礦長陪同下井”式的規章花瓶，而是在日常監管中重建注重細節的嚴格執法，中國礦工也許就不會總是淪為不幸的一群人。

      實際上，所謂智利經驗並不難學，而這些經驗往往來自於世界上普適的管理體系與成功案例。我們甚至可以派一個代表團，奔赴智利及其他煤礦治理較為成功的國家，照搬一整套相關法律法規。而需要捫心自問的是，是否會出現無論多麼成熟完善的他國經驗，移植到我們的土壤上就會産生異變？

      如果，我們在煤礦管理上對於所有煤礦，不分國有及民營，一律按照相關安全投入佔收入法定比例的硬指標，在其設立、開工等環節層層把關，一旦發現不達標就予清理整頓乃至關停等處罰，試問還會出現那麼多連安全帽都不配給礦工的“安全劣質煤礦”麼？

      如果，對於許多礦難背後所浮現的官商勾結、利益尋租現象，政府相關執法機構能夠建立通暢便捷的全民舉報渠道、對於所有參與其中的官員予以行政司法嚴懲、而不是出現所謂“官員退股不予追究”的管理縱容，還會有大大小小的“官煤”存在於暗影中麼？

      如果，對於身負萬千礦工生命安全的地方管理者，實施嚴格的權責對等原則，發生重大煤礦安全事故，相關官員責任人必須引咎辭職乃至追究其他責任，而不是來個“一年內帶薪休假、一年後低調復出”的責任豁免，將地區官員的命運與煤礦安全管理、礦工權益緊密相連，還會有礦難集中卻“無計可施”的重災區麼？

      “圍觀”智利礦工升井，不如審視我們所有的管理積弊，“有法不依”不能成為中國煤礦業的黑色代名詞，這恐怕也是其他領域所需要破解的共同難題。但願中國的煤礦安全管理能夠實實在在地進步，告慰以往所有遇難礦工的在天之靈，同時也讓當下依然在地下數百米辛苦勞作的礦工能安心下井、安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