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聖祥：叫停有獎舉報的“執法效益論”

    國慶前夕，武漢公安局交管局告知當地一批拍攝交通違章的“拍客”：“市民舉報違章有獎”這一舉措將於今年底取消。據悉，武漢是繼廣州、深圳等城市之後，第三個開展市民舉報違章有獎活動又停止的城市。

    首先需要申明，我並不認為有獎舉報違章有多好；它説白了不過是“罰款經濟”鏈上的一個“人工電子眼”。一方面，很多司機或已將之視為一種“應付成本”，是電子眼拍還是人拍並無不同；另一方面，特權公車到處&&違章，對違章行為非但不産生羞恥感反而儼然將其當成身份象徵，普通民眾怎能不學？非要搞有獎舉報，那也應是有獎舉報公車私用與公車違章。

    這裡，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對於有獎舉報違章，隆重推出後又黯然叫停，背後緣由和考慮究竟是什麼？有人把賬算到所謂“職業拍客”頭上，認為有獎舉報扭曲了社會價值觀。可是，市民拍違章拿獎金不同於“釣魚執法”裏的“釣鉤”，為此付出了相應勞動，即使拿到點錢，也絕非“不勞而獲”或“不當得利”，有什麼好批評或眼紅的呢？

    據悉，武漢實施該政策半年，警方付了200萬獎金，有人為此“心疼”大喊“不值”。可是別忘了，這些錢絕非警方所出，它實際只佔警方因市民舉報而獲罰款的N分之一。更何況，收到交通違章舉報超過百萬條，被確認有效並給予獎勵的才十萬多條，獲獎比例僅十分之一，警方顯然已很好地“控製成本”了。

    又有人指出提高市民素質才是正道。對此，我有一點不明白：市民素質以空口白牙方式主動提高，或以公眾監督方式被動提高，究竟哪個更靠譜一些？“違章量沒有下降，違章次數仍在上升”，這是官方叫停理由，然而這不能證明有獎舉報的無效。因為交通違章量是個絕對數字，舉報越少數字越小，舉報越多當然數字越大。

    在我看來，有獎舉報被叫停應是基於警方視角的一種“執法效益論”。歸根到底，公權部門決定開展或叫停一項措施，考量標準可能也少不了一個“投入産出比”。“成本”是相對“罰款經濟”的進項而言：儘管警方已將獲獎比例壓縮到十分之一，可如果這部分支出仍超過電子眼投入，那就划不來了；“效益”則是相對部門政績而言：相比交通守法的本質改善，看得見的數字才最為部門政績所需要，實行有獎舉報違章無論有無效果，最大的副作用是違章量數字的不降反升——如果交通違章量就是政績的需要，那麼，對違章行為明察秋毫顯然還不如睜只眼閉只眼。投入最少成本獲取最大政績，這就是“執法效益論”，它和一般意義上公眾對於執法效益的理解顯然是不同的。明乎此，才能看出有獎舉報被黯然叫停的真正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