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興：北京市需不需要“限制人口”？

    正當京城“驚天大堵”之時，關於“城市承載能力”以及“控制人口”的論戰再次升級，並在京城引來極大的關注。

    先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陶然近日在媒體上刊文《“城市人口承載力”應重新認識》，其中表示：作為經濟學教授，我本人對“城市極限承載力”，乃至於“中國人口承載力”之類的研究，基本上持一個否定的態度。

    隨後，有媒體人刊發評論文章《“城市人口承載力”的研究可以休矣》，矛頭同樣指向“城市人口承載力極限”的理論研究，認為“城市人口承載力”相關理論研究和決策應當被視為當代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最大的理論和決策失誤。

    就此，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教授侯東民在媒體上刊發《北京的水，養不了那麼多人》一文，對陶然教授等的觀點做出了反擊。

    侯東民教授認為，大家都忽視了北京的獨特性，那就是水資源，人口增長正在嚴重透支北京的生存基礎，對此，社會迄今沒有深切認識，對人口猛增的癥結及其調控渠道也缺乏準確認知。

    看來雙方觀點對立，互不妥協。一方認為“城市人口承載力極限”的理論和決策，一再被現實的人口增長所突破。而且“城市人口承載力”研究者有意無意地低估了技術、制度創新和管理手段進步對城市人口容納力的動態影響，更忽視了市場機制本身對人口流動、人口增長的重大調節作用，所以“城市人口承載力”的研究可以休矣！

    而另一方堅持認為，人們對於人口增長的危害目前缺乏深切的認識和高度的關注，實際上，人口過快增長已使北京人口環境關係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經是北京“十二五”頭等重要發展任務，人口控制更是勢在必行！

    關於北京市需不需要進行人口控制？如何應對人口快速膨脹的事實？筆者曾撰寫文章《不必過分擔心北京人口“浮腫虛胖”症》，認為面對人口壓力，北京市城市管理者大可不必過分擔心，不僅無須採用“限制”性的強制手段，反而更要通過消除限制人口流動的各種制度性障礙，進一步促進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等區域協調發展，以解決人口和資源矛盾。

    其實，面對巨大的人口壓力，很多問題被我們想象的過於嚴重了，以至於我們只想到“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笨辦法，比如，面對人口壓力過大，很多城市管理者自然而然就會想到“限制人口”的最簡單的管理辦法。其實，依國際經驗來看，往往通過限制人口的辦法來解決城市擁堵、資源緊缺問題，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只會使事情越來越糟。

    所以，筆者贊同陶然教授提出的“‘城市人口承載力’研究者有意無意地低估了技術、制度創新和管理手段進步對城市人口容納力的動態影響，更忽視了市場機制本身對人口流動、人口增長的重大調節作用”觀點。

    因為依照事實來看，在我們國家許多城市的發展歷程中，往往隨著技術、制度、管理等的創新和改革，規劃好的人口規模一再被現實的人口增長所突破。這個簡單的事實本身説明城市人口承載力是可以根據技術、管理、制度等的進步而發生改變的。所以，面對人口壓力，更應該從制度、技術和管理等方面找辦法，這才是解決人口壓力的正確方向，而不是動輒就“限制人口”。

    況且，目前城市擁堵、水資源緊張等問題的根源其實並不在於人口膨脹。人口增長過快只是目前城市擁堵、水資源緊張等問題産生的一個原因，但肯定不是根本原因。

    就拿北京市的擁堵問題來説，最近“驚天大堵”之下，很多人於是又想到了“限制人口”的笨辦法，其實北京市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在於公共軌道交通發展落後、城市規劃佈局不合理等因素。一個城市的迅速發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快速增加，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不能因為要消除大城市弊病，而去限制人口的流入，這無疑會阻礙城市的發展。

    另外，關於侯東民教授談到的“水資源緊張”等問題，我們承認，北京市目前的水資源是相當的緊張，但是假如我們要因此而“限制人口”的話，那麼我們首先還需要搞清楚水資源緊張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以好“對症下藥”。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筆者並沒有看到一個關於人口迅速增加是導致水資源緊張根本原因的權威調研報告。筆者倒是看到全國很多地方因為亂砍亂伐、環境破壞、生態惡化從而導致水資源緊張的案例。所以，面對水資源緊張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將視角投放在如何保護環境，如何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上，而不是來簡單地“限制人口”。

    所以，解決人口壓力問題，更應該講“眼光”投向其背後深刻的制度、管理、技術等因素。只有從經濟社會的大視野來看這個問題，從而大力促進地區間的平衡發展，完善相關制度和管理技術，不僅能解決人口過多給城市帶來的壓力，反而會變人口“壓力”為發展“動力”，為城市和區域的發展提供充分的人才智力支持。

（馮興）原題：解決城市人口壓力，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