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平反冤案不能總靠真兇交代

作者：歐木華

    張振風是河南省鹿邑縣楊湖口鄉田莊村張莊人。31歲時，他的命運發生轉折。2007年6月3日下午，張振風因涉嫌入室搶劫、強姦被柘城警方抓獲。次日，“根據他的交代”，張的“同夥”——鹿邑縣村民郭新魁、郭輝等被抓獲。2010年9月6日17時，失去人身自由3年零4個月後，張振風回到家中。2010年9月8日晚，商丘市公安局向媒體發佈了題為《知錯即改有錯必糾商丘政法機關主動查究一起錯案》的通稿。（《中國青年報》9月9日）

    知錯即改，有錯必究的態度固然不錯，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發現和避免冤案的機制？張振風冤案出現重大轉機是因為真兇王銀光交代了案情，而此前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出現重大轉機，是因為“死者”活生生地出現在眾人面前。審視這幾起冤案，不難看出，這些冤案能夠被發現，主要歸功於一些偶然的因素。

    依靠真兇交代、“死者”現身這種偶然因素來發現冤案，顯然難以樹立司法的權威性。這樣的冤案被發現之時，已經對當事人的權利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如果不從源頭上杜絕問題，則很難減少冤案的産生。

    實際上，發現和避免一些冤案並不難，比如張振風案，就存在著明顯的漏洞。警方曾抽取張振風的血液與受害人體內殘留精液進行DNA比對，鑒定結論排除了張的強姦犯罪嫌疑，但該結論被刑警大隊副大隊長隱匿，張於是被判死緩。該案在2009年8月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發回重審”，並建議公安部門補充DNA鑒定，“但重審至今沒有開庭”。沒有最重要的DNA比對數據，宣判也能進行，到底是什麼讓這起案件從偵查到判決都顯得如此草率？

    一些地方，警察辦案思維落後，這種落後體現在法律思維不強，破案急功近利，過於重視口供，偏好“有罪推定”，在證據的取得上，往往借助於刑訊逼供。這些破案“潛規則”，很容易導致冤案。

    刑警大隊副大隊長隱匿DNA鑒定結果，是本案一個很奇特的地方，這麼做到底是為了什麼，有待進一步調查。但不難看出，這起冤案的誕生，和“長官意志”有著必然的聯絡。一位副大隊長想隱藏關鍵的證據，就能夠達到目的，法律沒有得到信仰，而“長官意志”卻得到了很好落實。在現實中，更多的“長官意志”體現為不尊重偵破邏輯，只強調迅速結案，甚至限定破案日期，把破案率當成另一種“政績工程”。

    因此，重要的是消除目前存在的種種弊端，簡言之，一是要杜絕刑訊逼供，二是要避免不擇手段地追求破案率。在此基礎上，檢察部門和司法部門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依據來決定提交案件和審判案件。惟有如此，冤案才有可能失去程序不正義的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