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羽：“申遺”成本判斷需要更多視角

    隨著“中國丹霞”地貌成為中國的第40項世界自然遺産，一時間中國又掀起了“遺産熱”。根據建設部的統計，目前中國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內的35個項目正式備選申遺，而各地躍躍欲試提出申遺的已經排隊到下個世紀。與此同時，各地政府在申遺上的花費可謂不遺餘力：“中國丹霞”申遺&&的湖南崀山所處的新寧縣，為這一次申遺花了4億多元，而其2008年的財政收入才剛剛突破2億元。（8月11日《廣州日報》）

    從文化的角度看，申遺是否必要本沒有爭議性，如果一種文化可以走向世界，可以獲得世界的認同，那麼為何不申遺呢？文化是需要傳播和共享的，讓一種民族的國家的文化，成為世界文化遺産的一部分，顯然是一種文化責任和自覺意識。但問題是，申遺是需要花費成本的，當一個世界文化遺産的稱號，背後是十幾億元的花費時，申遺成本是否昂貴就必然成為公眾關注和討論的話題——誰都知道申遺是件好事，但辦好事的成本也是需要考慮的，英國就因為申遺的成本過高，而理性地停止了申遺。

    判斷“申遺”成本時還應有社會學的視角。投入是否有回報是決定是否申遺的前提，但即使投入有了回報也需要注意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投入是否影響財政的合理分配？投入過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花費？申遺成功之後公眾利益是否得到了應有的保障？在申遺的過程中，必須保證投入沒有影響財政的正常分配，不能讓戴著申遺 “大帽子”的大工程干擾到社會生活的常態與秩序；也不能因為申遺是大手筆，就“蘿蔔快了不洗泥”，忽視了一些浪費和腐敗的問題；更不能在申遺成功之後就忘了本，把世界文化遺産當成了贏利的硬通貨，要求公眾付出更多的文化消費成本。

    只有全面地考慮申遺的成本，才能正確地評價出申遺的意義，才能讓“申遺熱”成為理性的文化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