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洪洋：解剖好董躍進這只“裸官”麻雀

    原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董躍進涉挪用5.8億元公款案日前在京受審。董躍進曾因嫖娼被抓，但並未受內部處分，還被提拔為總經理助理，此後多次接受他人性賄賂並吸食冰毒。據悉，董躍進的妻兒均已移居美國，並將其收受的部分財物帶至海外。

    “躍進”倒了，“向東”走了。今年3月25日，四川移動數據部原總經理李向東由成都直飛深圳，出逃加拿大，帶走了數億元的資金。嚴管情勢之下，“裸官”問題頻發再次刺激公眾的神經。

    北京一位檢察官認為，“裸官”由於長期一個人獨處，既缺少家庭的幸福感，也缺少家庭中“瑣事”的羈絆，這就有可能導致其無益的社會活動增加。如此推斷其實難以立論。事實上，這些“裸官”好“裸女”並非老婆孩子出國後空虛所致，貪污受賄時日更早，否則難以解釋他們能夠動用大量資金，在外國買豪宅、置産業，將家屬盡數送出國外。

    爭論“裸官”是“裸”後再腐，還是腐後再“裸”，在現實面前顯得毫無意義。雖然不能説“裸官”都準備卷款潛逃，但官員在“全裸”的那一刻起，其腳底抹油的可能性無疑更大。嚴格地説，身在曹營心在漢、隨時準備逃之夭夭的“裸官”與公眾的要求相去甚遠，已經失去為官從政的資格，中央適時出臺規定，嚴管“裸官”，甚得民心。鋻於國企“裸官”之特殊性，筆者認為，這個群體更應進入監管者的視野。

    自從1991年前中國銀行開平支行高管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等一同盜竊中國銀行資産，總額高達4.83億美元之後出逃美國始，國企高管卷款潛逃事件頻頻發生，于志安、高山、徐曉軒、黃清洲、蕭洪彬、丁嵐、董明玉、蔣基芳、陳傳柏、羅慶昌、程三昌……名單可列一長串。涉案動輒過億，他們究竟卷走多少公款缺乏權威數字，無人能曉。他們中不少人在逃離之前都是“裸官”。

    有數字顯示，因濫用經營權而導致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的案件佔國企犯罪總數的70%左右。國企職務犯罪高發原因何在？一方面，隨著“放權讓利”的國企改革推進，出現管理的暫時真空——政府對國企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權有所弱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又顯得滯後，招致國企呈現多頭管理又無人負責的局面。

    另一方面，國有資産所有者缺位，弱化了對國企管理者的監督，使得企業經營者能夠運用其掌握的經營決策權，以侵害所有者權益為代價來實現個人或小集體利益的最大化——如國企管理層擅自為自己提薪，甚至為職務犯罪大開方便之門。以董躍進為例，在他嫖娼被抓獲後，不但未得到任何處分，反而得到重用，對國企官員監管之懈，幾近失控。

    與黨政系統的“裸官”相比，國企“裸官”手握更多經濟權力，可以動用更多經濟資源，他們的犯罪、叛逃，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尤烈，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像“余振東案”，就讓地方政府與銀行共同分擔了20億元的損失！

    故此，對國企“裸官”的監管應該比黨政“裸官”更甚。為了防範“裸官”貪腐，必須好好解剖董躍進這只“麻雀”。（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