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小瀋陽及其“低俗”僅是現象

    小瀋陽，中國最低俗的人？這顯然是在高估小瀋陽的同時在低估中國人的文化趣味。

    但凡仔細讀過《新聞週刊》原文的人，都不會得出“西方媒體以偏概全的習慣思維的再次流露”（某寫手評論，下同）這樣的結論。中國因為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它的“神秘性”不僅讓西方人長期以來保持著高度的“求知欲”，也經常被我們用“古老而神秘的東方”進行自詡——即便在這個“與國際接軌”的高鐵年代。事實是，美國人就像他們的間諜衛星和偵察機一樣，希望使用小瀋陽這個案例分析出一份有關當代中國的“文化數據”。小瀋陽並非美國人關心的，就像《時代週刊》本質上也不會關心韓寒，他們只關注現象。

    確實只是現象。小瀋陽首先是當代娛樂業的規律性産物，具體包括幕後推手（趙本山）、亮相時機（春晚）和媒體集束轟炸。這基本上是中國當代造星的最快捷方式。所謂龐大的粉絲團有時未必是真相，人們一方面對一個突如其來進入他們視線的娛樂人物感到茫然，另一方面，這種茫然促使他們集體趕去看個究竟。圍觀作為中國人群的傳統行為方式不僅能夠使人群獲得“聚眾鬧事”的快感，同時也能使被圍觀者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無論他是革命領袖還是被示眾遊街的賣淫女——總之這是一場來之不易的狂歡，一場“流氓的盛宴”（朱大可語）。

    小瀋陽的個人命運同樣也是現象。在《新聞週刊》這篇文章引起娛樂界一片興奮之前，人們腦海裏那個穿蘇格蘭裙頭戴紅花的“男不男女不女”其實已經漸漸淡化了。小瀋陽和乃師的區別在於，後者的暴名均勻地排列在幾十年的娛樂年鑒上。這既是趙本山的幸運，也是他在小品表演方面確實有其獨到之處。相比之下，小瀋陽走的並非技術路線，而是“花頭”或“搞頭”。正如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所説，“小瀋陽無非是有一些時機，有了一些機遇，實際上他的藝術功底和造詣遠比——起碼那個王小利，要差得多。”

    如此看來，有時我們真的有必要替小瀋陽擔心。也許滿頭白髮的趙本山的“藝術之樹”仍然常青，而所謂的高徒小瀋陽已經追隨其頭頂那朵搖搖欲墜的大紅花過早地枯萎凋謝了，從而再次準確地描畫了許多經不起推敲的“公眾人物”“成功人士”在這個時代稍縱即逝的悲傷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