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陽：分配調整，要讓勞動體現價值

　　將於10月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程之一，是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十二五”規劃強調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則收入分配問題應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這不僅關乎民生，也關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從體制機制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是民眾期待已久的願望，但收入分配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卻不是一件易事。不要説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就是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幾十號人的單位和家庭，又有幾個在收入分配上能真正做到毫無怨言呢？收入分配改革牽涉面廣，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取審慎的態度無疑是必要的。

　　收入分配改革千頭萬緒，從什麼地方著力，也許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當務之急，首先要改變的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現象，而政府在其間的作用又至關重要。

　　市場經濟的建立，意味著政府走下全能的聖壇。這是一種歷史進步，但也容易造成一種流傳至今的誤解，以為政府對市場可以也應當回避，收入分配純粹由市場來調節。此種原始的市場經濟觀念，在客觀上造成政府部門的消極，進而造成勞動者不能體現勞動的價值。有數據顯示，我國勞動收入佔GDP的比重，由1983年的57%下降到2005年的37%。由於勞動不值錢，導致經濟發達地區民工荒與勞資矛盾等現象不斷呈現。

　　不必講很多原理、道理，如果一個社會勤勞致富無望，則必然扼殺勤勞的品質而助長巧取的習氣和食利主義的風氣。因此，進行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考量、評估普通勞動者的價值，但做到這一點顯然不夠，還應當使勞動者具備工資談判的能力。有了談工資而不是由企業單邊決定工資的能力，勞動者就能獲得與資本實現對立統一的平衡力量，起而維護自己的權益，從而令收入能夠體現勞動價值。與其迷信公正的再次分配，不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時,普通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不僅取決於他腰包裏有多少現錢，更取決於他能夠享有何種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一種隱性的收入分配。近些年來，公務員考試熱之所以居高不下，不僅由於公務員未必很高但穩定的收入，更在於其可靠的社會保障。與此同時，很多普通勞動者卻沒有足以抵禦風險的社會保障，他們就像無根的浮萍，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淪為社會的底層。實踐也證明，很多普通勞動者不能為擴大內需做貢獻，並不是他們沒有消費意願，而是即時消費（更不必説超前消費）的後顧之憂並未消除。在社會保障領域，政府與企業義務如何分擔，應由法律予以厘定。不斷上行的最低工資線，對普通勞動者無疑是一種利好，但並未涉及對職工社會成長成本的擔當，政府對此自不應袖手旁觀。

　　收入分配指向公平，必然意味著對明顯不合理收入分配的校正。事實上，人們對壟斷行業職工的過高收入一直很有意見。問題當然不在於壟斷，也不在於由此産生的利潤，而在於利潤的分配。假如一名職工僅僅因為在壟斷行業工作，其收入分配就遠高於與其能力相似的勞動者，這無論如何是一種不公。説到底，壟斷行業人員的高收入，並沒有以其勞動價值為前提。

　　讓勞動者體面勞動，讓勞動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在其根本上都有賴於勞動價值的實現。倘若承認一個社會的大多數是普通勞動者，一個社會又必以勤勞為不可或缺之基礎，則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有形之手緊攜勤勞之手就是不容撼動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