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公務員“戶口下鄉”上演偽農民爭利

　　為了謀取私利，公務員利用權力之便，將戶口“非轉農”，變身偽農民與民爭利，這自然是要反對的。但如果因此一律要求公務員退出農村戶口，在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顯然也是不合適的。尤其是，對於那些農村出身、一直保留著農村戶口的公務員，如果因為農村戶口升值，就要求他們“農轉非”，顯然有違“依法行政”之嫌。

　　必須明確的是，公務員的福利待遇是基於職業的回報，而不是基於戶口的回報。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把城鎮戶口當做公務員職業回報的一部分，但這是建立在城鎮戶口比農村戶口吃香的基礎之上。可隨著國家政策調整、城市化推進，與城鎮戶口相比，農村戶口並非總是低人一等。尤其是在正經歷城市化的農村，近幾年出現的“非轉農”就是明證。

　　一個人為國家工作，並不意味著失去自身固有的利益。但清理戶口時若強制“一刀切”，恰恰是要求有些公務員放棄法律上並沒有剝奪的利益——此舉固然防止偽農民與民爭利，但無疑也傷害了那些原本就是農村出身的公務員的利益。

　　公務員變身偽農民與民爭利的問題，不在於公務員一定要是城鎮戶口，而在於村集體資源收益的分配權，並不真正掌握在村民手中，而是掌握在一些管理者手中，這才是公務員變身偽農民與民爭利的根源所在。

　　試想，如果一個村集體的成員，對集體資源收益具有支配權，那麼，面對一個外人（無論是公務員還是其他身份的人）過來強分一杯羹，他們怎麼可能會答應呢，外來人又怎能輕易得逞？村民對一些偽農民意見很大，本身就説明他們不願意外人分享利益。但問題是，誰有資格分享村集體的利益，決定權在於當地的戶籍管理部門——戶籍是分享資格的前提。這樣一來，戶籍管理者在權力要挾或利益誘惑下，就可能出賣村民利益。

　　所以，村民無法對村集體資源和收益進行支配，才是公務員變身偽農民的根源。而村集體利益村民説了不算導致的不正常現象，絕非義烏公務員非轉農這一例，各地出現的土地徵收糾紛，都是明證。

　　因此，對於義烏一些公務員變身“偽農民”與民爭利問題，需要被問責的是當地戶籍管理部門；如果對公務員戶口一刀切，不僅于法無據，也會誤傷一些合理的農村戶口身份的公務員。此外更需反思的，則是如何讓村民擁有對村集體資源和資源收益的支配權，有了真正的支配權，那些外來爭利者，才不可能得逞。（原題：真農民無權，偽農民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