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是什麼讓高速路患上了“腸梗阻”

　　高速路變低速路不是新鮮事兒，最近這個常見事兒讓河北警方和北京警方都高調介入了。京新高速暴堵20多天，河北警方將矛頭指向北京交警。對於河北方面指出的治理超載等原因，北京交警稱，這有可能是堵車原因，但治超事關交通安全，不可能放鬆；而且，超載車輛須從源頭抓起。

　　雖然各執一辭，但從京冀警方的認真態度看，雙方都在正視京新高速的暴堵。不過，將暴堵歸諸治理超載或橋梁修理，就偏離了治理高速暴堵需要真正面對的實質問題。治理超載具有不可更改的法治剛性，豈能因噎廢食？而橋梁修理這一偶發因素，更易使普遍存在的高速暴堵痼疾從必需的臨床診治變為空泛談論。

　　實際上，高速路變低速路的大面積存在，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舊式管理方式。由於不同地區的經濟、物流、交通建設等情況迥異，治政側重點也各不相同。以治超為例，各地所行標準並不統一，有松有緊，甚至有通過治超尋租的。而超載車輛到達北京，在嚴格的執法標準和程序要求下，超載車輛必須停車卸載。表面看，高速路使用效率在北京地段降低了，但起因不在北京。“片兒警”式管理，導致橫跨不同地區的高速路被人為割斷，從而難以産生應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高速路變低速路只是一個標本。執法標準不一致的背後，是執法體系的自我封閉。類似情況在市場領域同樣存在。比如，為了局部利益而封閉市場，導致地方保護、系統內保護屢禁不止，良性競爭無法形成，商品和産業在低效率和低水平中循環，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説，高速路暴堵只是市場割據、執法多元的外在表徵。

　　與其在技術環節甚至法律剛性上尋找暴堵原因，不如踏踏實實地在制度建設上做文章。其一，改善治堵方案。對於易堵路段的疏導，目前仍然缺乏人性化的應對，不僅存在提示不足的情況，而且不能提供有效方案。即使在局部地區提供了方案，但由於“片兒警”式管理，一旦跨區域就會失效。改善治堵方案對跨區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統一規範執法標準。即使監管規範意味著成本增加，但相對於暴堵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利益流失，仍算便宜。而規範標準化執法的最終目的，是將法律法規置於地方利益之上。

　　治理高速路暴堵，考驗的是行政和執法水平能否提高。治堵有效，則證明行政和執法能力有提高。這不僅是京冀警方，也是所有政府部門的共同命題。（原題：片兒警式管理堵了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