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長譚琳日前表示，在2012年的北京市人代會上，她計劃提交有關保障婦女權益的建議。建議將涉及婦女退休年齡問題。據介紹，全國婦聯、人社部等國家有關部委正在調研彈性退休制。彈性退休制不是簡單地一刀切，而是讓男女在退休年齡上有選擇權，設立男女共同退休年齡的上下限，讓男女都有在上下限間選擇的權利。（1月15日《揚子晚報》）

並不僅僅是譚琳，幾乎每年的兩會時節，都會有代表委員提及彈性退休的話題，這種“密集”且指向類似的表達，其實説明 已經形成了某種共識：限定嚴格且缺乏靈活度的當前退休年齡規定，越來越令人看到其中的弊病。相比于十幾年前出臺的退休年齡 規定，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無論是女性的身體狀況、職業訴求，抑或是日益深入人心的現代公民意識，許多圍觀者與女性都無 法再忍受女性需要提前退休的“事實不平等”。

設立彈性退休制度，讓男女都有在相同上下限中選擇的權利，事實上就是將退休年齡由一種“國家強制”轉變為“性別尊重” 。從更深層次來理解，相同的退休年齡上下限，則意味著退休年齡規定走出了“身份差別主義”，接軌于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內核 ；讓退休者有從上下限年齡之間選擇的自由，同樣意味著退休年齡將更“務實”，兼顧到不同行業、不同勞動強度與個體情況的具 體差別。不過顯然的是，要實現彈性退休制度的最大善意，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彈性足夠“審慎”。

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一個“好”的彈性退休制度，不僅要有益於“個體”，對整體社會帶來的效應也應該是“正向增益”的 。事實上，説到彈性退休制度，它遠非權益回歸那麼簡單，具體到社會層面，它關乎社保和養老制度，關乎就業問題，也關聯到職 業與階層差異。換而言之，較之整體退休人員群體，彈性退休制度至少應該成為一種“帕累托改進”：不會在現有的基礎上讓任何 人利益受損，相反，更多的人應該從“彈性”的制度設計中獲益。

在我看來，一個足夠審慎的彈性退休制度需要是這樣的：一方面，它必須要防止“彈性過大”。眾所週知，一些待遇較好的群 體，譬如女性領導幹部、女性機關工作人員與女性知識分子，她們往往擁有較好的崗位待遇，退休前後收益相差比較大。如果“彈 性過大”，在自身實際難以勝任工作崗位的情況下，相當多的這部分群體仍然會選擇不退休。同樣需要防範的還有“彈性過小”，需要 看到的是，退休不僅是法律框架裏的權利，也是個體與用人單位的博弈。對於那些效益不好、為職工養老負擔過大的單位，或者是 人才培養週期過長的單位，它們多會讓職工在最靠近上限或下限的年齡退休，這些行業是佔大多數的，職工也常常是缺少博弈底氣 的。

客觀視之，彈性退休制度是一個性別平等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保障與利益平衡的問題。設立彈性退休制度，雖方向不可逆轉 ，但更需要做好的，其實是“審慎彈性”的工作。新聞中説，“這一制度仍處於調研和政策分析階段，何時能出臺還沒有具體的時間 表”，應該説，相關主管部門的作為是足夠“審慎”的，為公平計，大面積的彈性退休制度必須慎之又慎。但無論如何，破冰之聲 已經提出，進程就不能太遲緩。我們等待著相關部門的充分論證、週詳研究，也等待著一個不失望的彈性退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