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針對“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生被殘殺”事件，衛生部要求嚴懲兇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並要求對醫療機構門急診、病房等重點科室、部位，實行24小時安全監控，合理調配保安力量，確保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得到保護。(3月27日中國新聞網）

從嚴懲兇手以及威懾相關刑事犯罪的角度，衛生部門的嚴懲呼籲及相關配套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將這一事件放大到“人人自危”和“全醫戒備”的地步卻值得商榷。發生在哈醫大的殺醫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患者患有強直性脊柱炎病，醫生合理化建議他需先治好肺結核，這樣的“服務”從道理上沒有錯，也並沒有真正延伸到醫療服務的深層次領域，更與被人熱議的“醫療領域的醫患矛盾與糾紛”有著巨大的差異。這原本就是一個“個例”和特殊性的“兇殺”案件，再加上這名患者身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的因素，其個體的“易衝動性”的因素，總之，將一個原本就屬於偶然刑事案件的“個例”放大到各級醫療機構的“24小時安全監控”、“調配保安力量”和強硬增加醫生人身安全的防範上，明顯有些“神經過敏”。

當然，這一事件發生在醫療環節和醫院這樣一個特殊的服務場合，反思反思也是應該的。不過，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反思同樣影響效果。按照衛生部門的部署，其實是一種“針尖對麥芒”式的“反思”。從加強“防禦”和“防範”上沒有錯，但卻游離于醫療服務的本質和應提供的環境了。患者與醫生的關係本質不是一對矛盾，而一個類似于某城市那樣的“戴鋼盔”、穿防彈背心式醫療服務，只會增加醫患隔閡。患者到醫院就醫，看到的是醫生的“如臨大敵”，看到的是“防患甚于防寇”這樣的場境，是會極不舒服的，也會影響雙方的交流與信任。與改善關係和消彌已有矛盾無益，也可能會形成一個“矛與盾”之間的“裝備競賽”的後怕結果。

二者，在一個過度加強防範的意識之下，會偏離醫院認識和改進問題的重心。購置裝備、加強安保、教授醫生“防身手段”，卻忽略了從根本上提升醫療水平、降低藥價，增強服務意識等。不僅不會解決已經存在的隔閡，反而因為這種“疏忽”而讓問題擱置和放大。因為，將醫療重心和重點放在了“防範”上，防範原本就“萬分之一”的猝然性暴力事件上，這就是對醫生服務宗旨方面的偏離。

筆者並不是説醫生的人身安全不值得重視，而是希冀衛生部門能從這一事件中找到根本解決醫患關係的科學方式。哪怕是一個原本性格暴力的患者，也能因為醫療和醫生的服務得到“感染”和“感化”，這才是一個最理想的模式，也是針對不可能面面俱到的“防範”、最大限度降低類似事件的最科學舉措。具體而言，還是得從根本上改變現有醫療積弊入手，首先還是要提升醫生的服務質量和改善服務態度。至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醫學院的學生，入學的第一課就要學“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在許多醫學院校的畢業典禮上要再次宣讀這一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包括”從醫要奉行人道主義”、“行醫過程中嚴守良心與尊嚴”、“以患者的健康與生命為第一位”等等。其實，真正讓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們，好好反思反思當年的“誓言”或職業的天職是什麼，才是真正緩和緩解矛盾的前提。

至於上述一個純屬是偶然性的刑事兇殺案件，原本就不必要如此“放大”、如此“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