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全會上表示，要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平心而論，農民工的稱呼本不應歸於貶義。60多年前，用手推車推出淮海戰役勝利的中原農民，就被親切地稱為“民工”。只是，在尚未鬆動的戶籍堅冰之下，在戶籍仍然附著著各種權益和福利之時，在城鄉鴻溝仍待填平的二元結構之中，從“盲流”到“打工仔”再到“農民工”，卻都標識出這一群體身份的尷尬：既是農民，也是工人；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

正因此，取消“農民工”稱謂，絕不僅僅是改個名字、換個説法，還需跨越隱藏于這一稱謂之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等諸多門檻。

這包括更合理的收入分配。中國的“人口紅利”，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農民工的付出與回報的不對等。每年年末都仍在連載的“討薪記”，折射農民工的低收入與低保障；而震動一時的富士康“N連跳”，也暴露出農民工的低福利甚至低權利。對於農民工問題這個流動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收入分配是一個重要砝碼。

這也包括公共服務的均等。農民工子女是否能和城市孩子上一樣的學校？農民工就業培訓能否保質量按需求地提供？農民工是否能享受城鎮的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農民工是否能到申請廉租房、經適房？……每一個問號背後，都是社會服務的一道不等式，也都是在“戶籍制度”這個常量下需要解好的方程式。

這還包括社會文化的接納。前段時間，石家莊農民工讓座被嫌臟的網帖和福州農民工在公交上有座不坐坐地下的微博，正從兩個側面折射出“社會排斥”的問題。一些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刻板印象難以打破，更談不上理解；而這種目光之下，一些農民工同樣難以解開“低人一等”的心結。如果沒有文化與心理上的融合，取消“農民工”稱謂，同樣會流於表面。

更重要的是，這一群體已不再是“城裏掙票子、老家蓋房子”的那一輩人了。有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92.3%不願再回農村。而同時，他們的權利意識、個性色彩更為濃厚，對城市生活也更加認同與熟悉，要取消“農民工”稱謂，這是需要面對的新問題，也同樣需要與時俱進的新答案。

跨越這些門檻，讓“農民工”稱謂變成歷史，絕非易事。近日，《人民日報》披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左右，以2.5億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余萬億元。這才僅僅是一筆經濟賬，如果算上硬體條件的完善、制度變革的成本、社會心態的積累，難度可能會更大。以農民工反映強烈的社保接續問題為例，就涉及到如何確定標準，如何保證公平，如何銜接系統等諸多“兩難”問題。

正如汪洋在同一次講話中所強調的，要大力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將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轉移過去。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在政府發力的同時，也需要社會的協力。農民工權益的維護、心理的撫慰、生活的豐富，社會組織都可以提供更無微不至的服務；社區也可以向農民工敞開大門，讓他們參與城市建設也參與進城市的管理。甚至是每一個人，向頂著烈日為我們扛行李的“棒棒”道聲謝謝，給公交車上怕汗漬和泥點遭人白眼的建築工人一個微笑。這些，都是揮別“農民工”的道路上，你我也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