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仇富”現象也愈演愈烈，乃至曾經引發學者之間大打筆仗。日前，知名企業家馮侖也發表文章，説富二代沒什麼可指望的，再加上制度因素等制約，富人的財富八成傳不下去。一旦富人去世，財産早晚是大家的，所以不用仇富，並勸老百姓應該鼓勵富人好好賺錢，因為他越富，大家沾光越多。（成都晚報1月6日）

馮侖此文的主旨，似乎主要論述富人財富代際轉移面臨的約束和困境，與仇富與否關係不大。況且，所謂“仇富”，從某種意義來説，並不是仇視財富本身。喬布斯、馬克•扎克伯格等富豪也都腰纏萬貫，可沒多少人眼紅他們，因為他們依靠聰明才智和銳意創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比爾•蓋茨、邵逸夫等富豪也都身家不菲，似乎也沒多少人仇視他們，蓋茨基金會的慈善事業世界聞名，邵逸夫捐建的圖書館遍佈中國各地的大學校園，他們處置財富的方式讓人肅然起敬。

“仇富”，其實是在質疑其財富“合法性”。不容否認，許多富人發家致富的途徑和手段往往不為人知，鋻於目前中國的經濟運行狀態，自然很容易讓人産生諸如權力尋租、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曖昧聯想。通過媒體日常報道也可看出，幾乎每一位鋃鐺入獄的富豪，背後往往會牽出一些通過非法或不正當手段聚財斂富的內幕，留給世人一連串沉重的反思和遐想。再加上一些不上道的富二代，時不時地展示一下“炫耀性消費”、“飆車”等不良嗜好，致使富人群體的形象跌入谷底。

説富人的財富早晚是大家的，理論上確有這種可能，在很多發達國家已然如此。首先是富人稅重，比如數據顯示，2009年美國收入最高1%家庭繳納的所得稅佔所得稅總額的36.73%，收入最高10%家庭繳納的所得稅佔所得稅總額的70.47%，收入最高25%家庭繳納的所得稅佔所得稅總額的87.3%。通過“用之於民”的稅收，富人的財富也就有一部分成為了“大家的”。然後是慈善事業，在社會壓力、宗教信仰、稅收政策、慈善傳統等多重因素驅使下，發達國家的富豪們紛紛慷慨解囊，捐出一筆又一筆鉅額財産投身慈善事業。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介紹，美國基金會的總資産就有99%以上來自於富人捐款。慈善被看作是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通過慈善捐款，富人的財富又會有一部分會成為“大家的”。再就是高額遺産稅。很多國家，富二代要想繼承家族資産，就必須面對高達50%不等的遺産稅，繼承財産，半數財富也會成為“大家的”。通過這一系列完善的社會機制和制度，富人的財富往往能實現“從社會中來，到社會中去”。

但是反觀我國，富人的財富確實“從社會中來”，但能否“到社會中去”呢？我國富人在偷稅漏稅避稅上，往往手段花樣繁多，能力“卓爾不群”。單就個人所得稅來説，本來旨在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可一直被指責為“工資稅”、“中産稅”，被詬病為“逆調節”。如果富人連個人所得稅都能“超脫”其外，還有什麼更直接地“散財”妙招嗎？説起慈善，那就更羞于啟齒了。前段時間，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來中國遊説富豪加入其“慈善聯盟”，支持其“捐贈承諾”行動，從中國富豪們那種響應時的被動、尷尬局面即可看出，他們尚未做好當“慈善富豪”的準備，無論從心理還是從行動上。至於遺産稅，我國壓根就沒普及這玩意兒。富人財富“到社會中去”的渠道和途徑如此逼仄，又怎麼成為“大家的”？

富人的財富早晚是大家的，這話讓我想起了《莊子》中一則“莊周活鮒”的寓言：莊子外出，在一條乾涸的車轍中發現一條鮒魚，那魚請求莊子給他一升半斗的水以活命，莊子錶示沒問題，等我南去吳越，引西江之水來接你。魚一聽就崩潰了，遠水不解近渴啊，我只需一升半斗的水即可活命，你畫那麼大一個“畫餅”是什麼意思嘛，你還是直接到幹魚店裏找我吧。“弱水三千”，于我“一瓢”足矣，你把西江之水都引來，貌似好不慷慨，實則是空頭支票。

此外，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説，當今中國，已然形成了一種利益扭曲的機制，不管如何改革，改革什麼，受益的往往都是相對固定的那批人，有點“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意思，照此理解，又何來“富人越富，大家沾光越多”的大好前景？“仇富”的確不太理性，乃是公眾追求勤勞致富、社會公正的極端化表達，所以我們需要一套“理性”而完善的社會制度，讓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先“理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