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無疑是近期熱詞。去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文化問題，這也是新中國第一次以文化為議題的中央全會。而會議決議中，“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對文化“産業”、“事業”兩分法的重申，都被認為有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一樣重大的意義。

對於公眾來説，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最終體現在個人文化權利的落實：是否能在電影院的大屏幕上欣賞到更多好片？是否能更方便更便宜地走進體育館打場羽毛球？是否能在村裏就看到最新出版的各種書籍？是否能在茶余飯後有更多地方走走逛逛？公眾對文化發展繁榮的判斷，不會源於乾巴巴的數字，而是來自這些切身的體驗和感受。

馬克思曾説，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也就是説，在滿足了吃喝住穿這樣的物質需求之後，也就要會産生進一步的文化需求。而對公眾文化需求，指向的就是文化權利。這是與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並列的基本人權，在某種程度上，它標誌著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這也正如聯合國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我們的創造的多樣性》的報告所言，脫離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

應該説，中國民眾的文化權利，的確在不斷實現。在任何小山村，都有廣播電視信號；每年有500部電影，在全國院線上映；更不用説上萬部電視劇，更不用説浩如煙海的出版物……正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中所言：“物質匱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應該説，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我們重塑了一個物質世界，也正在重整一個文化的世界。

然而，在文化權利的保障上，也還存在不少問題。近日公佈的一份《在浙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調查報告》顯示，47.9%被調查者沒參與過社區文化活動，33.6%沒參與過單位文化活動，電視、上網成為這些年輕人最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2009年，我國城市文化投入佔全國文化事業費的70.6%，農村僅佔29.4%，城市和農村間同樣存在“文化鴻溝”。電影越來越多，罵聲卻也越來越大；需求越來越多，青少年宮等場館卻越來越少。在建設文化強國的道路上，這些都亟待解決。

在文化方面，不同人群也確實存在不同需求。既需要茶余飯後闔家團聚時電視裏播放的綜藝節目，也需要那些探索性實驗性的繪畫、戲劇；既需要社區空地上簡單甚至簡陋的健身器材，也需要有著一流音響與舞美的國際級劇院、音樂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文化“事業”和“産業”的兩分法，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也是政府作為服務者的根本職責所在。把文化當做“事業”，正是強調文化的這種公益性。比如，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的建設，很多都是“賠錢賺吆喝”的買賣，不僅初期投入大，運營經費同樣面臨巨大壓力，這些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必須靠政府的強力支撐。如何在有限的投入下盡可能多地産出，與公眾的文化需求、品味“俱進”，如何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都是文化作為“事業”發展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對於人們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則可以讓市場成為承擔這一需求的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越來越成為人們進行個性化文化消費、滿足多樣化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徑。文化創意、影視製作、出版發行、印刷複製、廣告、演藝、娛樂、文化會展、數字內容和動漫……這些文化産業的不斷壯大，才能不斷滿足公眾精神需求、豐富群眾精神世界。而在這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放開市場的同時加強引導，讓更多高質量、高品味的文化産品脫穎而出。

文化的發展和人的發展，處於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之中。實現公眾文化權利，必然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而反過來又促進文化的繁榮。實際上，文化如此，其他領域又何嘗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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