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是由央視《每週質量報告》報道，許多人大概難以相信這一切：河北學洋明膠蛋白廠和江西弋陽龜峰明膠公司兩家明膠生産企業，採用鉻超標的“藍礬皮”為原料生産工業明膠，通過一些隱秘的銷售鏈條賣到浙江新昌地區。這種工業明膠由於價格相對便宜，被當地膠囊廠買去作為原料，生産加工藥用膠囊，流入青海格拉丹東、吉林長春海外制藥等藥廠，做成了各種膠囊藥品。

工業明膠變膠囊之所以難以令人置信，是因為其突破了公眾對於藥品安全的心理想象。藥品身負治病救人的使命，其最底線的質量要求是安全。《食用明膠》行業標準也説得很清楚，食用明膠應該使用乾淨的動物皮、骨為原料。當又臭又臟又不衛生的工業明膠直接成為藥用膠囊，並且這種仿製甚至連知名的大型藥企也染指其中，不安全藥品的蝴蝶之翼下，催生公眾的恐慌心理是自然的事情。

一切何以潰敗至此？部分企業過度逐利，失缺了最基本的商業倫理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原由顯然還在監管不力。如同許多媒體在“膠囊門”的後續報道中所反復提及的：央視記者對藥店銷售的一些制藥廠生産的膠囊藥品進行買樣送檢，經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綜合檢測中心反復多次檢測確認，9家藥廠生産的13個批次的藥品，所用膠囊的重金屬鉻含量超過國家標準規定2mg/kg的限量值，其中超標最多的達90倍。90倍的數字以及可能聚集致癌的後果觸目驚心，那些本應該成為防火墻的全流程監管，為何輕易地被遮蔽？

監管乏力是如此生硬地存在，成為“膠囊門”事件中最沉痛的傷口，不過倘若深入地追究，一切並不那麼意外：分段治理、九龍治水，藥監、質監、衛生、工商多個部門職責不清，這樣的弊端，註定其治理效力是難以聚焦的；執法經濟的依舊留存，也使得執法行為往往會帶有人為的寬容；而整體令人愁腸百結的食品藥品安全現狀，或許也讓執法者習慣了“在報道後救火”“被報道催著去執法”的行政模式。當所有的行政惰性與空白糾結在一起，也就有了“順理成章”的“膠囊門”，“膠囊門”檢驗出的仍然是一個整體鬆懈的監管環境。

絕不能讓問題膠囊的生産者逍遙法外，也絕不能令監管虛置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這是對於社會安全信心最基本的交代。“膠囊門”事件後，我們必須再次提及嚴刑峻法的話題。“膠囊門”所展現出的藥品生産與管理潰敗的肌體，再一次提醒了我們必須要以更嚴苛的方式來管理其間的亂象。相關法律需要被兌現與升級，讓藥品領域的制假銷假行為在法律意義上成為犯罪行為，繼而嚴加處理。而具體到監管者，在厘順基本的權責關係、讓有司者皆能擔負具體有效之責外，對管理者的事後追責必須被進一步細化，被真正運用。“瀆職罪”在現實中幾乎是沉睡的法條，但在藥品治理領域，它有必要被重新發現並迅速落地。

不必諱言，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越來越不安全的環境裏。那些似乎看不到改觀的食品安全現狀，已經足以令人心情沉重。而當藥品安全再一次以“膠囊門”的極端形式出現，公眾不得不反問：我們會失去對問題藥品的抵抗力嗎？“膠囊門”已經展現出了某種無力感，希望這種無力感不變得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