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轉會”到山東大學的溫儒敏教授，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因其對大學教育尤其是人文學科教育多有批評而為人所知。近日，溫儒敏在媒體撰文，一口氣列舉中國大學五種病：一病市場化、二病項目化生存、三病平面化、四病官場化、五病多動症。“五病”有病例，有症狀，有病因分析，讀來痛快淋漓，引人深思。

溫儒敏教授是高校中人，對大學教育的弊端有切身體會，又深具人文情懷，其批評自然有不容忽視的價值。另外，他長期擔任系主任職務，也是北大文科試驗班等改革的參與者，他對高校官場化、多動症等總結，可謂現身説法，尤其值得重視。

事實上，溫教授所謂“五病”，有些也屬於“症狀”一類，深究病因，都可以歸結為高校的過度行政化。在大學中，當權力本位代替學術本位，官場邏輯取代教育規律，就是過度行政化。這幾乎是當前高校一切問題的亂源。

過度行政化最直接的表現，是大學官場化：大學也分副部級、廳局級，校長和院繫領導各有行政級別。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學校合併，院校升級，多動症式的改革舉措，之所以朝令夕改，造成大學千校一面，往往不是出於尊重高校實際和教育規律，而是行政主導的結果，或者是産出教育GDP的需要。

行政主導下的高校，教育資源分配和教學成績的評價，也服膺于權力本位。主管部門主導的評估、考核，讓高校不勝其擾，只能盡力迎合，甚至不惜作假、行賄。學術研究以各種項目為依託，跑項目、要資金的項目化生存，成為高校教師的常態。而項目的獲取，經常不是以研究的重要性和實用性為依據，而要看領銜者的職位、級別。領導也很容易成為項目專家、院士，掌握更多的資源。在這裡，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實現了互相兌換。

在行政權力可以輕鬆轉化為現實資源情況下，市場化就成了行政化的一體兩面。所謂大學市場化，表面上看是政府放手，把大學交給市場的結果，實際上，市場化背後，往往是政府不作為、亂作為，或者權力尋租腐敗的結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資源分配不均，逼迫大學不斷擴招，從學生身上賺錢；部分有門路的教授，一頭扎進市場的海洋，依靠掌握的公共教育資源，大發其財。

大學當然離不開行政管理，但大學不同於政府部門，行政只應是輔助角色，為學術研究和教書育人的目標服務。行政和學術，固然不是對立的，但各自有不同的邏輯。行政講究效率和量化考核，講究權威和服從，但學術只服從於真理這個權威，往往需要長期研究和不斷試錯，尤其是一些人文基礎學科，其成果很難量化考核，甚至在一些人看來是無用的知識。但是，在一個國家，必須有一些人去研究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最適合這些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大學。在行政化邏輯下，這些人的生存環境日漸逼仄。

大學過度行政化問題，在《國家中長期教改規劃綱要》中已明確提出，《綱要》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堅持政校分開、管辦分離，保障高校辦學自主權。最新的進展是，教育部日前通報了已於今年1月1日實施的《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和《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希望通過制定高校章程，以立法來保障高校辦學自主權，減少行政權力干預。這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也是教育界呼籲已久的事。

高校章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具備了大學“憲法”的性質，確定了高校基本的運行和管理制度。從理想來看，一個合格的大學章程，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容：大學的資金來源和投入機制，學校的權力和決策機構，校長等主要領導的産生辦法；明確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等職權，維護學術本位和學術活動獨立性；此外，教師和學生才是學校真正的主人，要建立制度化渠道，保障教師、學生代表對學校重大決策的參與權和監督權。

大學是特殊的公共機構，其運行和管理有不同於行政管理的獨立機制，只有建立自主辦學、學術獨立、民主管理的現代大學管理制度，才能讓中國大學擺脫行政化痼疾。舊染既除，新機重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