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研究》報告，將財政公開的研究主體定位在了比省級財政更為細化的市政府：據當前可獲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數據顯示，81個市政府，達到全國財政透明平均水平的僅43%。即使將平均水平作為及格線，多數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標準，則僅有7個城市過線，及格率僅為8.6%。（6月12日《中國經濟週刊》）　　

       財政透明的道理其實很通俗，掌管納稅人錢財的“會計”，總不能藏著掖著不給主人看賬單。財政，本就是“取眾人之財辦眾人之”。正是遵循這個邏輯，2007年發佈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了“陽光政府”的信息公開要求：凡是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會公開。遺憾的是，條例自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來，不願公開、不敢公開、不屑公開現象比比皆是。事實上，即便是有限的公開中，“選擇性公開”的傾向更為明顯：在財政公開的信息中，地方政府更願意公開預算，而不是決算；而對於預算外花銷，81個市政府無一公開。　

       在這樣的語境下，有些深刻的“笑話”，淺顯地在民間流轉。譬如一位經常參加政府宴請的駐華使館官員曾這樣感嘆，中國有著最好的酒店、最貴的食物和令他們“羨慕不已”的輕鬆記帳；譬如今年股市裏有一個“真實的笑談”——3月26日，國務院召開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提出“禁止用公款購買香煙、高檔酒和禮品”，翌日，白酒板塊全線重挫。中國高檔白酒主要去哪兒了？答案已然揭曉。故事雖然極端，道理未必粗糙。要不是財政管控疏而又疏，“建設投入約8億元，使用壽命卻不到10年”的“綠島”何以面世？要不是財政約束不夠硬朗，三公浪費上的“隨手拍”何以屢曝“拍案驚奇”？　　

       地方財政“能見度”有限，離不開三個背景：一是省級財政透明度本就不盡人意，譬如“2010年中國省級財政透明度排行榜”顯示，針對2007年全年省級地方政府財政信息公開情況，得出的財政透明度平均得分僅為21.87分（總分100分)。在整個財政體系中，省級財政尚且如此差強人意，複雜多舛的地方財政自然也不會山清水明。二是公開得過細過明白，“後患”讓人頭疼。眼前的例子就是“廣州天橋事件”。年初，廣州表示近期擬新建的20座人行天橋，平均預算投資接近1200萬元。數據被曝光後，民意沸反，結果相關部門改稱擬建天橋平均投資為500余萬元，至此，投資縮水過半。公開即意味著壓縮自由裁量權，事關龐大的直接利益，“主動公開”無異於壯士斷腕，何來底氣與勇氣？三是公開或者不公開、假裝公開，實際上並無多大的差別，大不了群眾罵兩聲，又不如政績考核傷筋動骨，正因如此，自然就能理解為何有專家將“人均GDP、外貿依存度和領導人”列為影響財政透明度的三大因素。因領導意志而不願公開、因權力失范而不敢公開、因制度疏漏而不需公開，地方財政監督難免淪為紙面上的繡花功夫。　

       眼下而言，反腐是個擺得上桌面討論的熱詞。制度反腐還是理念反腐，技術反腐還是體制反腐，都是可以商榷的命題。但就細節而言，腐在哪、順著摸瓜的“藤條”在哪，地方財政亂象給公共監督或頂層設計提供了紮實的樣本。或者説，地方財政“能見度”也是一張反腐試紙，正如此前溫總理所言，“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波瀾壯闊的財政改革，不妨就從驚心動魄的細節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