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世界無煙日”臨近，今年的主題是“警惕煙草業干擾控煙”，口號是“生命和煙草的對抗”。這樣的主題是頗有針對性的。

　　我注意到，作為京版控煙條例主要起草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松年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説，“控煙效果有賴於習慣和氛圍的培養，而非單純處罰。對待控煙要有耐心，堅持做下去，才會有效果。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勸阻。北京的控煙事實證明，多數煙民都會聽從勸阻，不聽、屢教不改者只是極少數。”（5月25日《新京報》）對於公民個體而言，這不無道理。但對於政府權力部門，必須敢於亮劍，注重處罰的權力效應。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已生效六年，但至今仍無一部專門的控煙法律，全民吸煙率居高不下。這與公共治理的剛性不強頗有干系。正如有的論者所言，“煙草行業依舊處於一個政企不分的狀態，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可以通過所掌握的行政資源，積極干涉不利於自己的控煙計劃的推出和實施。”（5月26日《南方都市報》）這無疑增強了控煙的難度和複雜性。

　　當然，煙草畢竟不同於鴉片、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對吸毒販毒等行為可依法予以嚴懲。對待那些吞雲吐霧的抽煙者，有時我們真的很無奈，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時我們會唏噓責怨：抽吧，抽吧，抽出毛病，自作自受，就大徹大悟了。儘管如此，人是社會動物，抽煙者嗜煙不禁也是社會的損失和文明的病象，損害著全體國民的福祉和健康。因此，從社會角度而言，對於控煙工作，絲毫不能放鬆。

　　值得警惕的是，當下一些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門和公務人員利欲熏心，在政企不分的體制庇護下，對控煙缺乏積極作為，對煙企的不合理訴求缺乏抵制。面對“煙企八宗罪”，政府有關部門該作出怎樣的回應？該怎樣履行自己的職責？

　　人們已經看到，“要推動控煙計劃順利實施，就必須要改變現在的遊戲規則，實現煙草業的政企分離，恢復並且強化監管力量本該有的職能。”（5月26日《南方都市報》）這是大勢所趨。但中國的控煙背景可能更為複雜。從繚繞的煙霧中，人們不難察覺到權力的狂歡和貪婪。試想，煙企將高檔香煙瞄準公務接待，推動特供煙、禮品煙等，渲染消費名煙是“廳局級享受”，謀取最大利潤，政府有關部門在公務消費中為何頻仍迎合而不予拒斥呢？這暴露出，一些權力者被種種誘惑所侵襲，難以穩住心神、管住行為、守住清白而擅權亂為。可以説，某些領域的腐敗是在特權的庇護下“冒著煙的”。我們還看到，煙企高喊重稅有害、稅負已高，並打出維護低收入者利益的旗號反對煙草提稅。而一旦提稅已成定局，煙草業又採取高價煙提價以補貼低價煙等多項對策，提稅不提價，消解提稅提價的控煙效果。煙企如此阻撓提高煙草稅和價格，政府有關部門為何頂不住呢？還是被稅收等地方利益所挾制，軟弱無能，不敢作為。試想，連對對付煙企反對警示圖形上煙包，都敗下陣來，難道不令人扼腕，發人深思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煙企自覺控煙不能寄予多大希望，控煙不能失之於軟，須增強公共治理的剛性。當下，應儘快出臺專門的控煙法律，並加大執法力度，倒逼煙企輸入“道德的血液”。應清醒地看到，控煙是一個複雜的公共治理工程，必須各司其職、各就各位，堅持不懈，方有成效。而政府作為公權力，對控煙事業責無旁貸，當大有作為。既然愛衛會“主抓”控煙乏力，那就改變一下治理思路，不能在利益的挾制下而悖逆權力倫理，不能漠視國民健康而麻木不仁、失職瀆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