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無煙日臨近，《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專家建議稿）》也進入關鍵階段。北京市人大發佈“公開徵求意見分析報告”，透露衛生間擬劃入禁煙區；公安等執法部門有望加入負責控煙；到戒煙門診戒煙擬享受醫保報銷。

　　地方立法廣泛汲取民意民智，尋求破解控煙公共治理難點之策，值得讚許。此前建議稿取“控煙”而非“禁煙”，本身就體現了立法的理性與思維的轉變：依靠綜合治理而不是片面的強制手段達到控煙目的。

　　對於控煙立法而言，如今面臨的最大問題並非價值利益的衝突，而是如何在社會共識前提下，防止日後陷入執法虛妄的境地。如果不考慮執法難題，一味尋求理想化的方案，立法便容易成為擺設。近年來各地控煙式微關鍵即在執法環節，禁煙令下一些賓館酒店依然是盲區，醫院、車站等公共場所的禁煙標誌形同虛設。

　　為此，要防止控煙條例再度陷入執法尷尬，立法設計必須考慮可執行性。比如，在範圍上如何區分控與禁的關係？此次徵求意見，民眾對控煙範圍的意見最多，提出的將“衛生間”納入室內禁煙區也不錯。不過在立法的涵蓋性上，如何界定應當全面禁煙的“公共場所”，則是個關係執法可行性的大難題。範圍過大勢必造成執法鞭長莫及，範圍過小又難以實現禁煙目的，在十分寬泛的市民活動場所中劃分出禁與控的疆界，既要杜絕禁煙死角，又要拓展控煙的輻射效果，考驗著立法智慧。

　　又比如，在控煙方式上，怎麼協調好堵與疏的關係？依賴行政強制手段，擴大管制權力，強化處罰力度，是一些地方和部門立法增強可操作性的金科玉律。但無論執法主體與權力的擴張，還是針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的加大，都不是衡量立法可操作性的唯一標準。從堵的方面看，改變控煙中“分兵把守，各管一攤”的執法體制固然重要，針對愛衛會的執法權限缺陷，引入公安機關也能增強控煙的執法力度和威懾力量。問題是，在應對法不責眾的行為心理時，公安機關執法也可能力不從心，如果依舊採取運動式執法，吸煙就會像闖紅燈一樣陷入治理怪圈。

　　由此，立法既要重堵，也要善疏，既要關注常態化的執法機制建設，也要從強化他律轉向提升公民自律。採取剛柔並濟的多元治理方案，對違法者須嚴懲，對一般公眾則需春風化細雨般的教化，進而探索出一條行業自律、輿論引導、公眾監督和執法糾治四位一體的控煙治理模式，最終突破城市控煙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