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晚7點半左右，在濟南大明湖東門，當城管要扣留一名佔道經營的年輕女商販的經營物品時，雙方爭執起來。女商販抱著孩子給城管下跪，見狀，城管人員也向女商販跪了下去。這名城管表示，小販給自己下跪，自己承受不起，只能下跪還禮。（《齊魯晚報》5月6日）

　　在城管形象嚴重不佳的大背景下，“下跪還禮”無疑為這個群體挽回了一些顏面——城管也不都是“妖魔鬼怪”，總還有一些人懂得尊重那些人之為人的底線價值。事實上，即便對於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法律也還要盡可能保障其基本人權，讓其擁有最基本的體面和尊嚴。更何況，面對一個僅僅是迫於生計而佔道經營的女商販，抱著孩子行下跪懇求之國人大禮，這換成誰，都會覺得情何以堪。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下跪還禮”説明——正如許多調查所顯示過的那樣——即便是為很多普通人所不齒的城管，甚至那些實施暴力執法的城管，也並非沒有任何惻隱之心的“妖魔鬼怪”，而是和你、我一樣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普通人。最典型的例證就是，2005年發生在北京的小販崔英傑刺死城管副隊長李志強事件，後經媒體還原，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制度的楷模，殺人者崔英傑不僅上學時品學兼優，在部隊時還是優秀戰士。

　　這麼多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稱得上有情有義的好人，一旦進入城管關係就變得薄情寡義甚至窮兇極惡，承受個體不能承受之重，這説明無論是暴力抗法的商販，還是冷酷無情的城管隊員，其人性中“惡”的成分，並非與生俱來的“人之初，性本惡”，而是城管執法的理念存在偏差，這正如一位城管隊員所言，“是惡法讓好人相殘”！

　　城管的執法理念，甚至絕大多數城管隊員都不認可。武漢市江岸區城管執法大隊的一次隊員心理調查顯示，八成以上隊員認為自己的職業缺乏社會認同，感到心理壓力巨大，甚至向陌生人刻意隱瞞自己的職業。同樣是武漢市一名10歲的小學生，之前一直以父親為豪，有一天突然語氣堅定地説，“長大了死活也不會當城管”，原來“爸爸是城管，同學們都瞧不起我”。

　　沒有誰是天生的暴戾之徒，聲名狼藉的城管不是，為稻粱謀的小商小販更不是，雖然他們表現出的暴戾有時讓人驚訝得説不出話來。作為被執法對象的商販，一般不會故意為光鮮亮麗的城市“抹黑”，只是生計所迫而不得不如此；作為執法者，嚴格執法也是城管隊員謀求生計的手段。雖然城管“下跪還禮”的惻隱之心讓人感慨萬千，可一旦脫離下跪的場景，其還要履行清理佔道經營小販的執法職責。

　　當越來越多城管都無法承受執法過程中的“感情煎熬”，制度的無動於衷就會讓人更為寒心。如果刻意追求整潔無暇的城市管理理念不變，“除惡務盡”的思維模式，會讓同屬弱者的城管執法隊員和商販成為互相傷害的對手：城管為了完成一個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治理任務，很多時候不得不靠傷害商販來實現；而商販要維持自己基本的生存權，很多時候在被逼無奈之下只能選擇暴力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