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龍

　　廣東省婦聯與廣東省檢察院聯合調研顯示，在全省女童受侵害刑事案件中，女童遭性侵現象最為突出，佔案件總數的75%。過去三年，廣東逾2500名女童遭性侵，其中近半在14歲以下，性侵女童者65%是熟人。

　　“性侵女童者六成五是熟人”似乎告訴我們：有時候“熟人”比“陌生人”更殘忍、更難防範。如果説“陌生人社會”加劇了社會信任的流失，那麼“熟人作案”則用冰冷的親情、倫理等，控訴著熟人間的信任一旦喪失，其結果將是多麼可怕。

　　殘酷事實，讓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出離憤怒，其中一些案例更是慘無人道，惡行令人髮指，行兇者簡直禽獸不如。然而憤怒之餘，我們更該追問：是什麼讓伸向幼女的魔爪屢屢得逞？

　　女童頻受性侵，確實有個體的原因，比如説不懂得保護自己，容易受騙。但孩子本就是弱勢群體，本就需要社會保護，苛求她們提高自我防護能力，很難説得過去。再加上我們的教育體系本身就缺乏性安全和自我保護教育，因而有什麼理由把過錯推給無辜的孩子呢？從家庭因素看，家長沒有盡到監護之責，是惡行屢屢發生的主要原因。但進一步追究，這些家長或大多外出打工，或忙於工作，是城鄉二元體制的殘酷現實逼得他們難盡監護之責。

　　因而，女童頻受性侵的背後，暴露出中國社會結構的失衡、農村的空心化。大批青壯年外出打工，留守者多是老弱病殘，以及遊手好閒者，這些人往往更易心理空虛乃至失衡，多數情形下也只能選擇比自己更弱勢的女童，作為犯罪對象，於是便有了性侵女童的喪心病狂之舉。

　　以此而言，女童受性侵是整個社會不能承受之重。性侵女童者固然可恨，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保護孩子不受侵犯，更是個沉重的追問。當道德感、羞恥心、熟人之間的信任都難以保護孩子時，司法就必須承擔起最後的防線之責。然而相較美國男子綁架性侵幼女獲刑431年、韓國對兒童性犯罪者實行“化學閹割”的從重處罰，我們對強姦幼女罪的量刑相對過輕：犯罪情節一般的，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從重處罰，嚴重惡劣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且受害者還面臨著取證難、索賠難的司法困境。

　　要斬斷伸向女童的魔爪，在重建社會結構之外，還要加大法律懲處力度，以制度的良知來呵護弱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