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歸來】：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記者歸來》。“砍手黨”青少年團夥犯罪、搶劫成風氣，這是廣西一個偏僻的山村溫江村的關鍵詞。一個三千多人的村子，有一百多人都在服刑，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村子？為什麼搶劫成了大多數外出年輕人謀生的手段？今天我們《記者歸來》就將跟隨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的記者一起去走進溫江村，為大家介紹記者劉楠。
      【劉楠】：你好。
      【記者歸來】：先告訴我們，你是帶著哪些疑問走進溫江村的？
      【劉楠】：我喜歡一句話，做新聞就是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你看到就是極端的形態，像得了一個疑難雜症的村子一樣，你會有一種，每個人看到的話，都會有一種天然的好奇，這個村子發生了什麼？這些年輕人原來他都是外出打工尋夢，遭遇了什麼會走上團夥犯罪的道路。我在拍這個片子之前看一本書《中國在梁莊》，講的就是一個北京的學者觀察自己的村莊，在中國的歷史變革中的變化和困頓，包括很多學者像熊培雲也在寫。其實我們也在尋求一個時代的一些因素，在這個村莊裏一些投射，所以説我覺得帶著這種天然的好奇，我非常有慾望來觀察這個村莊。
      【記者歸來】：我想，像你説的這些疑問跟我們大多數人這樣一個疑問都一樣，當看到這一組數字，發生這些年輕人犯罪事情的時候，都會感到很驚訝，為什麼這個村子會出現這麼多的這樣一個年輕人犯罪的事情。剛才咱們倆聊，你説你先後兩次去了溫江村，你兩次去溫江村，都看到了哪些不一樣的？你想了解的內容。
      【劉楠】：對，其實一個問題結論是簡單的，關係是複雜的，一個事情的真相可能就是無底洞，記者就是去探尋這個真實，一層一層剝開它每一個鏡面。我為什麼要兩次去溫江村，第一次去了之前，我就和這個村子裏的村支隊打電話，他們就是不接，或者説是短信不回。
      【記者歸來】：第一次他們都是回避的。
      【劉楠】：第一次去之前，像我們普通的採訪都是需要有預熱的，我特別奇怪，帶著攝像第一次就單刀直入地進去了。我進去的時候發現這個村子比喻的話，就像一個華麗的孤島，它很貧困，就在中越邊境，但是它又很豪華，全都是兩三層的小樓，所以説老人和孩子一個靜悄悄的村子。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可能是突然闖入的狀態，其實每一個環節也都採訪了。包括老村支書他的兒子去年也是因為搶劫入獄，這個老村支書幹了30年，原來就是戰鬥英雄，你就會有特別巨大的悲劇感。他瘸著腿，當年他一瘸一拐的帶著記者，2005年的時候就有人被抓了，當時，他是一個村支書，帶人去了解，但是他今年自己也成了這種服刑家屬的一員。第一次去我能感覺到這種巨大的悲劇的力量，你能夠感覺到這種巨大的傷疤，你去揭傷疤的時候，對我是一種不忍心，對他們也有很多回避的對象。第一次去也採訪了，也見到了一個小孩，小峰，他可能正在面臨退學的狀態，他父親，大伯都在服刑，而且他母親改嫁，爺爺奶奶帶著，當時孩子的狀態讓我非常揪心。他的個人狀態，你問他為什麼不想上學，他説可能學校裏的孩子對他不太好，我説你回家幹什麼，回家看電視，爺爺奶奶不能幫他，他怕爺爺奶奶去學校被別人笑話，當時我想去他家採訪，他把我叫到一個偏僻的角落，不想讓別人看到記者在找他。
      【記者歸來】：為什麼呢？
      【劉楠】：可能是因為他家裏那麼多人在服刑。
      【記者歸來】：你説的這個孩子事情，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因為他家裏的大伯和父親都是服刑人員？不想讓大家知道記者有關注他們家也好，他內心是有一種自卑感和受歧視的感覺，整個村子的道德價值觀也好，還是對搶劫入獄這種現象，並不是你只要有錢，不管你是怎麼來的？
      【劉楠】：有這種道德感，很多人在問，為什麼，包括他學校的老師都問，搶劫的孩子在家裏都是特別好，聽話，尊重師長，為什麼外出犯罪。所以説其實這就是費孝通的書裏講的嗎，這種熟人社會是靠禮儀規範來支持，他們會有那種道德輿論的那種束縛或者羞恥感，但是他到了一個大城市裏，一個陌生人的社會，最後不管怎麼樣，他可以盡情的來做一些東西，而周圍的這些陌生人不會對他有心靈上的壓力，所以説這是一個原因。
      【記者歸來】：在你採訪的過程當中，你提到老村支書，讓你感覺到，採訪的過程當中，你也是很不舒服的狀態。
      【劉楠】：所以我才第二次後來又要去。
      【記者歸來】：像你説，他是老村支書這樣的經歷，他對自己孩子的教育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他孩子走出這個大山之後就變了？
      【劉楠】：他的孩子是小學三年級輟學去打工，其實我覺得可能和這個村子裏的環境有關。他們當地是喀斯特地貌，一年到頭幹活，累死也賺不了錢。當地的謀生只有兩條出路，當地種莊稼是不賺錢的，鄉鎮企業沒有，只有這種私營錳礦，就很多人他的家裏就有受傷的，甚至出人命的。對他謀生而言，大家形成一種氛圍都外出打工，很多孩子都是小學輟學，包括村支書的兒子，當時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也留過。大家都是那種情況下，他曾經無數次的勸阻他的兒子，但是沒有用。後來做調查就會發現，有一個45人的搶劫犯名單，80%的人都是小學沒有畢業，所以這也是一個氛圍的影響。
      【記者歸來】：我們説現在村裏人到城裏打工這種現象很普遍，而且也是非常鼓勵的，就是如果説村子裏沒有那麼多的事業可幹，你可以到城裏去，靠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看到另外一番天地，然後有的還可以回來回報自己的家鄉和建設自己的家鄉。為什麼他們出去了在打工的過程當中，會走上另外一條路？
      【劉楠】：為什麼都出現在溫江村，它有很多因素交織的。為什麼他們去了城市，在城市裏他們這種社會支持系統特別弱。像溫江村他小學畢業，去到城市裏他們就是聚集生存。他們聚集在深圳的一個馬田村的地方，那個村大概有70%都是廣西人。他們聚集在一塊，所以説就像一個病毒在一個系統裏他是可以互相傳染的，在缺乏這種社會支持系統的情況下，學歷低不好找工作，他的人際網絡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去做這事，就像一個病毒在傳播，地域性犯罪其實這也是一個顯著特點。
      【記者歸來】：我們經常也會看到，叫抱團，但是你抱團做一件好事的事情這個力量很強大的，但是你做壞事這個力量仍然是很強大。
      【劉楠】：你説得很對，像我們平常看到的傳銷組織，你會發現這個幫派，中國有人做過統計，這種地域性犯罪佔到三分之一。
      【記者歸來】：你兩次走進溫江村，你之前的疑問都找到答案了嗎？
      【劉楠】：真相是無底洞，我們作為記者來説，只能説是在用自己力量不斷地探究這個事實。我覺得他這個真相是多維度的，有時候你覺得結論很簡單。比如大家可能關於這個事都能説，比如説是因為教育落後，每個人可能都能説出來自己的理由，而且這些理由看似也都對，溫江村的這個事情不是簡簡單單的追求犯罪的原因，我們要放在大坐標下去看這個事情。你看拍攝當中，其實我當時一直在尋找人物，我希望通過人物身上這種跌宕起伏來呈現這一種抵達，記者面對殘酷的犯罪的現實，你抵達他的靈魂，提供的是一種思維的伴隨，而不是説最後結論，他們這個村犯罪就是因為什麼。
      【記者歸來】：你有跟犯罪的服刑人員跟他有一個面對面的交流，你覺得你抵達到他的靈魂深處了嗎？
      【劉楠】：我不敢説，我在盡力的想去深入他的內心，比如像監獄裏的少年阿星殺人事件，當年也是轟動一時的，2005年的時候媒體就報過，今年再去看他的時候。
      【記者歸來】：他説過一句話，説我們整個村都是來搶劫的。
      【劉楠】：對，還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的細節，阿星他以前是初中輟學，知識還高一點，他以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市裏找一個8小時的工作。他説，我在監獄裏現在找到了，監獄裏每天8小時在看一些人生哲學的書籍。意大利原來有過一個理論是天生犯罪學，很多犯罪它基因裏是有這個的，但是溫江村的這個犯罪行為，我認為他是在一種多因素下共同發酵産生的極端狀態。
      【記者歸來】：有人説是因為太窮了。
      【劉楠】：其實我覺得窮不是核心，因為窮而産生的一種絕望感，我覺得可能更深刻。
      【記者歸來】：你走進這個村子的時候，發現這個村子很窮，但是有很多樓房。
      【劉楠】：這個矛盾從阿星父親的表達就可以看出，他打工16年，他把所有的積蓄都回家蓋房子了，其實很多樓房也是這些可能當時他們搶劫的一些收入蓋的。
      【記者歸來】：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心裏，我搶劫之後回來我有錢了，我要讓家鄉人知道，把自己的房子蓋高，蓋漂亮，是這樣一種展示？
      【劉楠】：所以説當時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前赴後繼，他2005年已經抓了幾十人，為什麼後面還在延續，就是有您説的這個原因。因為老家人他們在這種窮的狀態下看到，像黑老大，他回去開了一輛小汽車，這個會給他們一個巨大的心靈的震撼。
      【記者歸來】：阿顯當年走出去，然後搶劫得到了錢，然後開著小汽車回村的時候，這個對村裏的年輕人影響是非常大的？
      【劉楠】：這個村子裏覺得，我不管你怎麼拿來的，只要是你拿回來錢就是有本事的，所以説我覺得可能是一種惡性循環，所以這麼多年，包括現在你會發現，還有很多人還要走那條路。
      【記者歸來】：100多個年輕人都在這個獄中服刑，中秋節家裏都是老人和孩子，家人都沒有辦法團聚。這種痛苦我相信不僅是家裏人，還是犯罪者本身他都是感同身受的，這種現象就沒有影響到村裏的其他人，搶劫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劉楠】：劣幣驅逐良幣，而且越來越多人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大家反而習以為常了，包括現在有時候你在去和他們交流的時候，他們不是對這種行為本身譴責的痛。
      【記者歸來】：就有了其中一個人兩次入獄？他從根本上並沒有意識到我搶劫有多錯。
      【劉楠】：他在出獄的時候他是意識到的，他第二次入獄是販毒，他小學文化水平，他進入這個社會，這個門檻還是非常高的，他老婆跟我説，21歲的小霞，他們回來就好好地種個地，這個可能維持生計很難，他又出去，可能受到這種誘惑之後，就走這條路了。
      【記者歸來】：為什麼不在村裏搶，是因為他們走出去看到的？
      【劉楠】：那種誘惑。
      【記者歸來】：太強大了，而自己的學歷不能達到物質上的各種滿足，可能就想到了這樣一種捷徑？
      【劉楠】：這個節目播之後，《人民日報》寫了如何為他們修復人生護欄，當他們在城市裏面這種流離失所，生計難以保證的情況下，可能城裏人對他們那種歧視，包括深圳也在做這種同鄉村一些紐帶式的東西。其實我們借這件事情，也是可以反思一下我們是不是在和他們同一片天空下，我們對他們的一些善意。
      【記者歸來】：其實有的時候，當我們在這個抨擊他們這樣一個犯罪行為的時候，可能挖掘他們心裏的時候，可能有觸到自己心裏的感覺。假如那個人是你，你發現別人都過著很富足的生活，關鍵是你説的絕望那個字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當你發現，你努力可以達到這些的話，其實你的心態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發現，你無論怎麼努力，你都達不到別人所擁有那些時候，可能這種心態就失衡了。
      【劉楠】：對，犯罪的成本會比較低一些，他們就會鋌而走險，你會覺得可能是，這些原因都不是犯罪的藉口，但是我覺得這種深深地絕望感是讓我們值得警惕的。其實我也特別喜歡一句話，其實記者的採訪，就像是病友之間的互相探訪，我們採訪他們，不是一個健康人對一個患者的採訪，而是我們其實每個人就是這種時代的，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病菌，只不過是發作的程度不一樣。我們在考察他們同時，我們其實也要反思我們社會的一些對農民工的待遇什麼的。
      【記者歸來】：採訪當中，尤其是採訪那些孩子，可能我相信是對人觸動最大的。因為當你看到那個充滿希望的下一代，依然受著上一代這樣一個根深蒂固影響的時候，那個是很可怕的。你問那些孩子，説你們不上學，想要幹嗎，想要去撿廢鐵，很小的孩子，他腦海中我要去打工，我要去做這樣一些事情，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改變的話，這種惡性循環是不斷的？
      【劉楠】：像新任村支隊的孩子也是十三四歲輟學打工，他就哭著求這些孩子，現在農村人很會考量這種收益的。我中間採訪到一個細節，就是一個大學生，他們村裏面的大學生。
      【記者歸來】：唯一一個大學生。
      【劉楠】：某個屯裏的大學生，比較少有的，你現在要靠貸款，你要多少年還，他説分期貸款要14年。他父親最大的困惑就是村裏的人嘲笑他，你辛辛苦苦砸鍋賣鐵，你的孩子最後出來還是要打工。
      【記者歸來】：他是大學生啊，他出去找工作的話，應該肯定會找一份比小學畢業找的工作好多了？
      【劉楠】：可能會好一些，但是對他們來説，馬上出去打工是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應，就是説貸款上學，可能他們覺得這是一個虧本的生意。
      【記者歸來】：搶劫是無成本的。
      【劉楠】：搶劫的成本相對來説低。
      【記者歸來】：如果他們不被抓到的話，就是一個無成本的。
      【劉楠】：對，包括鄉村不止這一個村莊，現在很多人，像我的父親他也是1977年第一屆大學生畢業，原來的大學生畢業，可能是一個上升渠道的一個很好的道路，現在很多人提這種階層的固化，前一段媒體也在説中國重點大學貧困學生的比例下降，其實很多新聞都是一脈相承的。   
      【記者歸來】：縱然有各種各樣的現象也好，還是像你説體制方面的影響也好，但是我們看到的不是説每個村都像溫江村這樣？
      【劉楠】：對。
      【記者歸來】：我們看到的更大多數是很多年輕人來城裏務工，通過自己的努力，有了自己的房子，還是了生活上的改善也好，有很多很多這樣例子的，為什麼溫江村他這種根深蒂固的搶劫犯罪的思想這麼難去除？
      【劉楠】：我覺得為什麼發生在溫江村，就是説他是一個矛盾聚集體，你剛才問得很好，一個看似矛盾，但是又能夠解答這個問題，可能這個地域原因，它既是民風彪悍，又是民風純樸，他們有打架行為，他們骨子裏有這種團結的東西，一個村子發生了極端的現象。他有個體的歷史上地域原因，包括教育原因，當然更多也是走入社會上這種時代的，包括城鄉二元制結構下投射的東西，如果你看了一個節目，就是板上釘釘的説他就是因為什麼犯罪，這個不行。
      【記者歸來】：你片子中採訪了一位溫江村的村民，給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説，我在搶劫或者在決定去搶劫的時候，我不知道搶劫之後的後果？
      【劉楠】：對，這個法律意識淡薄。
      【記者歸來】：這個是他們完全沒有覺得，我搶劫之後後果有多嚴重？
      【劉楠】：我問過他們好幾個人，他們覺得判就判一兩年，但是他可以短時間內獲得榮華富貴，他這個判一兩年無所謂。另外他們之前也有的同村人被擊斃的，腳筋被挑斷的，也是有的。最根本就是他們這種法律意識比較淡薄，或者他們不知道這個後果多麼嚴重。他們活在自己的局域網裏，他身邊接觸的人就是他的同鄉，他跟本地人是互相隔膜的。現在深圳有幾百個同鄉村，只有1000人是本地人，幾萬人都是外地人，他們聚集生存，像他們租房子，有巨大的資源，有巨大的收入，所以説他們和本地人的這種隔膜我覺得也是他們內心産生絕望的一個原因吧。
      【記者歸來】：可能有一點格格不入的感覺，走不進去，覺得只能跟自己村裏人在一起。
      【劉楠】：《人民日報》提出一個，回不去的農村，進不去的城市,就像夾生飯一樣的一種生存狀態。
      【記者歸來】：你走進溫江村的時候，採訪那裏的老人還有孩子，他們有沒有説感覺到很後悔，我的孩子不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然後有沒有去反思，我該如何去教育下一代？原因出在哪？
      【劉楠】：這個村子裏比較欣慰的還是有一股這樣改變現狀狀態的力量，包括現在的新任村支書。我覺得他在做兩件事情，一個是怎麼樣吸引這些人，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鄉可以安居樂業。他現在比如説要建鄉村的文化室，他當時有句話印象特別深，他説你現在比如説報道了，一堆警察來做宣傳，這個是表面的，現在就是這種新農村文化的建設，包括這種鄉村怎麼樣煥發活力。其實很多學者都在説鄉村在淪陷，很多人説：“一個村莊，就是一個民族的子宮”，我們怎麼樣讓每個村莊提高它的活力和健康度，所以也是借這個事件來反思一下。
      【記者歸來】：家庭教育和學校的基礎教育，可能是影響這個狀態非常重要的原因，像這麼小的孩子，小學他們就不想念了，他們所接觸到的教育，首先對法律方面沒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我想對於未來我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我想賺錢，靠什麼賺錢，沒有這樣一個意識。
      【劉楠】：所以説現在特別需要一個&&人的示範效應，它這個村有10個屯，不是每個屯都會犯罪，所以這種教育的帶動裏是很強的。
      【記者歸來】：為什麼帶動範圍這麼小？
      【劉楠】：他一個屯與一個屯之間是相隔比較遠的，有自己一個內循環的小系統，10個屯，有七八個屯犯罪比較嚴重，但是一二屯就沒有，沒有的就是他的教育做得比較好，他這種東西是互相關聯的。
      【記者歸來】：村子裏的孩子們村民們看電視嗎？
      【劉楠】：這個應該是看，他們平常有電視。其實我去的時候一個細節，就是孩子們沒有這种家長的管束看動畫片，連續劇還是挺多的，這個節目他們也看了，那個校長説，他希望我給他寄一本書，他們在思索究竟村莊發生了什麼，我覺得他們有這種反省能力的。
      【記者歸來】：現在媒體有一些很好的輿論導向，我們大家都能夠感受地到，像你違法了，這個後果非常嚴重，你可能毀了你自己的一生，甚至自己的家庭。我們有看到有很多狀元村，很多孩子去爭相去學習，他們有沒有受到一點點感染嗎？
      【劉楠】：我相信會是有的，但是村子裏現在都是這種空巢村，空心村，看不到年輕人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們天天忙著外出打工賺錢。我相信他們社會上的教育是會有的，這兩年相對來説犯罪的會少，我覺得也是有這個原因。
      【記者歸來】：通過你的走訪，好多欄目對你的片子播出之後，包括一些平面媒體也有一些深入的報道，有沒有一些什麼改變？
      【劉楠】：有，其實我們播出之後，當地的市裏面各級的力量，其實去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動。馬上聖誕節有慈善組織也要去學校，跟那些孩子做一些溝通和捐助。但是我認為這些當然很好，因為你做一個記者你看到你的報道是有這種效應的，但是我認為希望這些力量能夠更持久一些，而且更多的是自救。自救體現在村裏面，村民的覺醒，村支書有這種動力去改變。他也很重要，鄉政府他們怎麼派出力量，對他們的民眾遠赴千里之外打工，能夠有紐帶性的東西。
      【記者歸來】：你的話語當中一個詞特別喜歡叫覺醒，對他們來講，你可能外力的幫助不一定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他們思想上有一個覺醒，有一個改變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劉楠】：其實這是體現媒體的意義，媒體最大的意義就是啟蒙嘛，我們不是來探索這個犯罪究竟是什麼原因，我們更多的是靠無數個細節的呈現，包括講到這些孩子他以後想撿廢鐵，靠一個個細節的力量來做一個啟蒙的作用。
      【記者歸來】：好，非常感謝劉楠，感謝收看我們本期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