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正陷入一場自身的嚴重危機，這使得經濟衰退和債務問題突然變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僅僅在今年三月，歐洲各國就討論經濟增長和擴增危機防火墻分別舉辦了布魯塞爾歐盟峰會和歐元區財長哥本哈根會議。儘管就目前而言，歐洲各國仍是從歐洲自身的經濟角度來認識自身的糟糕境況，或者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將此歸為更宏大的資本主義的抽象概念來分析歐洲的經濟危機，但如果我們要對歐洲經濟的未來做一個準確的、或是預測性地描述的話，那麼危機中所蘊含的政治意義或是其他什麼歷史性的推動力量，則更為重要地影響著歐洲經濟格局的發展進程。似此，我們可以將這種源自歐洲自身的意志和新的經濟格局概括為以下十個方面：

       （一）雖然歐洲聯盟各國經濟形勢的迫切要求不同，但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經濟共同體，渴望一個共同的未來：即通過有組織的包括經濟和武力在內的整體力量的聯合，來實現其重新發現“大歐洲”的價值。

       （二）在英國拒絕加入歐元區使英國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之後，英國實質上是處在歐洲事務的邊緣。

       （三）俄羅斯長久以來被“天然地”排除在歐洲體系之外絕非歷史的偶然，由於俄羅斯在本質上天生不屬於歐洲文明，在地緣因素亦被歐洲劃歸為東方國家，這使得俄羅斯很難真正意義上地融入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版圖。

       （四）歐洲聯盟形成各自國家的價值觀或是宗教性（基督教徒佔百分之九十一）的觀念，以及歷史文化的形成大體相近，從公元前的希臘羅馬文化、歐洲文藝復興，直到近代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因此，把歐洲國家的經濟和個人觀念整合在一個“大歐洲”的政治意志之下的方向性趨勢並不令人意外——當然，如果歐洲各國能夠首先很好地解決其作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的話。

       （五）歐盟國家確定如何討論、制定和解決歐洲債務危機的立場和決策不同，這意味著歐元區國家擁有一個貨幣體系的聯邦，卻沒有與之匹配的政治決策力和執行力。無論是此前的希臘危機還是隨即到來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債務危機，由於缺乏行之有效的迅速決策力，危機蔓延的速度遠遠比政治談判的速度要快得多，這將導致歐元區面臨解體的風險。這就決定了，不同於美國的債務問題，歐洲的經濟問題是結構性的。

       （六）歐洲聯盟經濟組織的相同意願，使得儘管看起來並不完善的歐元區貨幣體系制度，雖然給予了其資本主義範疇的非正面對手——美國以經濟狙擊的機會（正如美國華爾街金融寡頭喬治索羅斯所説的那樣：“當前的歐債危機有可能削弱歐盟的凝聚力，現在歐盟正在瓦解……歐債危機對歐洲政治聯盟構成了真正的威脅”），但是，見之於任何事物都具有向兩個方向發展的可能，即是説與此完全相反的是，歐債危機同樣提供了歐盟國家以實現團結互助的機會——鼓勵責任共擔、穩定歐元和阻止衰退。

       （七）經濟衰退將促使歐洲的資本主義體系出現方向性的轉變。由於意大利的債務危機可能比希臘所帶來的麻煩更大，德國經濟趨向零增長，法國財政實力下滑並再度削減支出，情況甚至可能比意大利更為嚴重，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財政問題等等，歐洲各國政府雖然在努力控制著預算赤字，但對公共支出的削減和提高大部分民眾的稅收負擔，將直接影響歐洲各國中産階級的利益，並最終影響到消費和經濟增長。同時，緊迫的經濟衰退和持續增長的失業率將引發新一輪的罷工浪潮，這些因素都可能將歐洲國家引向共産主義思潮的復蘇——正如廿世紀初掀起的共産國際（第三國際）運動的大浪潮那樣。

       （八）可以説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革命或者説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階段，是在經濟乃至國家力量上均處於上升的國家——它們之中不失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等世界列強。但是，人們現在無疑認為它們的全盛時期已過，儘管它們仍舊渴望成為過去帝國時期那樣的強大國家。所以它們較之現在的頭號強國——美國——更有謀求世界支配者地位的動機，成為一個中心日益相同的、由資本主義力量組成的世界核心，並準備為此做出必要時候的犧牲。

       （九）資本主義國家對歷史性勝利的定義更趨於，使現有政權更適用於資産階級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當一個政權不再適用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形式時，就從現有的社會形式中醞釀出新的資産階級革命以奪取新的政權），這就間接地決定了其制訂目標的方式往往是實用主義的。因此，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既有一種“自由經濟”的追求，又有一種“利己主義”的傾向。

       （十）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的分歧並非從來沒有，但這一點伴隨著歐洲國家在經歷了兩次帝國主義戰爭後的整體力量的衰落，而很少涉及到一些十分明顯的矛盾衝突——對於過去的殖民地國家或大部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帝國主義（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失去傳統優勢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