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種種可能的“負作用”，在以一系列“禁止”標定出網絡行為底線之時，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引導領導幹部如何更好地認識網絡、善用網絡。

　　黨員幹部應該怎麼上網？能不能為了吸引粉絲透露“內幕”？能不能看不順眼就破口大罵？能不能轉發不靠譜的八卦消息？

　　近日，株洲發佈《株洲市黨員幹部網絡行為規範》，劃出一條“底線”：除規定不能在網絡“擅自公佈單位的工作內容和信息”之外，也規定不能在網上“對他人進行侮辱、謾罵、褻瀆、誹謗等”。

　　黨員幹部掌握著一部分公共權力，能調配更多公共資源，手中難免會有涉及他人隱私的信息，也難免會掌握一些工作和商業秘密。這部分內容，別説是不能發在微博，就算是私下談話甚至是個人日記中，也不能透露，這可謂基本的職業道德。

　　而不能在網絡發佈“對他人進行侮辱、謾罵、褻瀆、誹謗”一類的言論，則更是網絡的基本道德。這並不僅僅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同樣應該是所有網絡公民的基本責任。而作為社會風尚的塑造者，即便在虛擬空間中，黨員幹部也理應更好地起到表率作用。可以説，于公于私，株洲的這一規範，都有一定合理性。

　　不過，我們也不能高估黨員幹部的“網絡能力”。即便胡錦濤主席曾表示自己會“抽時間儘量上網”，即便溫家寶總理也曾多次與網友面對面，還是有很多領導幹部不重視網絡，甚至不熟悉網絡。曾轟動一時的“微博開房事件”中，局長就把微博當成了自家客廳，與人打情罵俏。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強制噤聲，難免會形成“怕網”導向，終致矯枉過正。當網絡越來越成為民意集散地、觀點交流所、信息傳播場，如果閉目塞聽，醉心於“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效果沒有不顯著的”，這樣的領導幹部，難説稱職。

　　而如果把個人習慣帶入工作當中，制定政策時不願直面網絡民意，突發事件後不敢及時網絡通報，只會讓工作變得更被動。更何況，強勢的“一票否決”，更容易讓一些黨員幹部束手束腳，與信息時代背道而馳。

　　對於株洲這一規定，還或多或少有這樣的疑問：在“規範”之下，是不是也會逃避監督？這樣的疑問，可説有其現實語境：安徽利辛縣國土局一幹部微博直播自首，以舉報領導受賄；湖南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微博發帖以辭職為“賭注”，幫討薪農民工討公道。雖然不一定合程序、守規矩，但在特定生態下，用網絡保護自己、引發關注甚至推動問題的解決，確實也是一記無奈的“發球”，這不僅需要“規範”，更需要更多的理解與重視。

　　面對種種可能的“負作用”，在以一系列“禁止”標定出網絡行為底線之時，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引導領導幹部如何更好地認識網絡、善用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