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改革有了突破性進展。國辦最近對外公佈《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這份通知實際是國辦于2011年2月26日印發，時隔一年與公眾見面，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後，戶籍遷移實行分類政策，即縣級市、地級市、直轄市落戶條件不同，落戶難易程度不同。縣級市落戶比較容易，而直轄市的落戶須“合理控制”。（2月24日《京華時報》）

　　呼之不出的戶改終於有了一些漸進的眉目，戶籍新政在爭議與非議中姍姍而來。如何解讀這份“積極穩妥”的戶改新政，可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倒是有兩個細節，在嚴肅的解讀之外，有益於我們對新政的把握：一是這份標注“2011年2月26日印發”的通知，幾乎是遲到一年之後才與公眾見面；二是就在這份通知面世的當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評論，暢論改革，“寧要微詞、不要危機”。這些看似細枝末節、甚至風馬牛不相及的注腳，卻鮮活再現了戶改的背景：積弊重重，不改則危；利益紛紜，改則動心。

　　戶籍改革是個眾望所歸又千頭萬緒的工作。這是一個平權、賦權，盤活社會資源、重整結構要素的過程，其間的核心，是城鄉落差，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在“城門”在做文章。理想化的辦法，是拆除門檻、廢棄“城門”，但問題是，眼下而言，讓擠破腦袋的“北京戶口”與邊遠山區的農村戶口“等價”起來，既不現實，也不理性。一是諸多城市未必有容納“窮親戚”的心；二是客觀上也沒有拿出公共資源招待“進城者”的力。穩妥的辦法，就是一步步打開“城門”。正如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人口學系主任段成榮所言，在近十幾年的戶籍改革文件中，對於農民落戶都是強調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放開，尤其是強調小城鎮——這次在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體系之中，放開了那麼多設區的市，政策設計確實往高處進了一步，還是值得肯定的。

　　因為有“積極穩妥”的前提，新政難免會體現“留有餘地”的特徵：一者，這次戶籍改革，特別強調“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與戶籍脫鉤，這也進了諸多新聞的標題或導語，但冷靜下來看看，這三者與戶籍的關係已經越來越弱，農民工子女教育上的話語權、人口紅利後的用工荒……已經率先掙脫了與戶籍的親密關係，倒是綁架在戶籍之上的住房、醫保、高考等諸多核心層面，是亟待紓解的頑疾，遺憾的是，一個“等等”，估計也令地方部門在執行的時候有了自由裁量的機會；二者，城市承載能力再次成為“拆門”或者“多打開一點空間”的藉口，具體化來看，與每年兩會期間都會嘯叫的“限外”之聲互為共鳴，但是，我國香港或日本東京的經驗告訴我們，城市化的極限是個悖論的命題，人多或者人少，只要遵循了市場邏輯，斷不至於鬧成災難，世界上大城市人口仍在擴張，為什麼我們不能？——倒是沒有任何數據可以考量的“荷載能力”，常常淪為“關門”的不二理由。

　　面對戶改，我們經歷了1978年之前的嚴格控制期，也嘗試過1984年之後的“開門迎客”，直至2001年，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推進。戶籍制度的每一次轉身，與經濟社會的轉型相輔相成。戶改，不只是兌現公平憲法權益的政治大戲，更是適應社會存在的經濟新聲。先賦差異下的戶籍區隔，已經滋生出“同命不同價”等諸多無解癥結，如何打開“城門”悅納每個公民——這不是討價還價的願景，而是必達必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