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序幕剛剛拉開，阿拉伯世界發生了一系列政治地震，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相繼發生政治變局，中東再度成為世界局勢的晴雨錶。表面上看，阿拉伯大變局似乎與以色列沒有直接關聯，但其産生的連帶反應卻使以色列措手不及，使以色列的外交空間進一步被擠壓、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阿拉伯大變局使以色列人越來越感受到自身正面臨著一個“嚴寒的冬天”。

       猶太民族是人類歷史上命運多舛的民族，渴望和平與安寧的生活一直是他們最炙熱的夢想。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們從阿拉伯半島遷徙到土地肥沃、河渠縱橫的兩河流域，居住在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名城烏爾（今伊拉克南部巴士拉附近）。由於不堪忍受古巴比倫國王的宗教壓迫政策，他們在族長亞伯蘭（後尊稱亞伯拉罕）的帶領下渡過幼發拉底河，輾轉進入迦南人居住的迦南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

       希伯來人定居迦南後，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公元前18世紀末，喜克索斯人攻入埃及，並建立了喜克索斯王朝。這時迦南發生了嚴重饑荒，希伯來人開始西遷埃及，定居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歌珊地區，在這裡平靜地生活了一段時間。公元前16世紀，喜克索斯王朝被推翻，統治埃及的新王國法老把希伯來人貶為奴隸。特別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時任意屠殺希伯來人，規定希伯來人的新生男嬰必須溺死。在生死存亡時刻，民族英雄摩西率領希伯來人于公元前1230年（一説為公元前1250年）逃離埃及，開啟了重返迦南的艱難歷程。“摩西出埃及”的壯麗景觀也成為人類擺脫奴役、尋求自由的象徵。從返回迦南到掃羅稱王（公元前1023年）的這段時間在《聖經》中被稱為“士師時代”。掃羅死後，猶太歷史進入大衛、所羅門稱王的統一王國時期。之後，王國分裂為以色列王國和猶大王國，前者于公元前722年被亞述所滅，後者也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倫王國攻陷，大批民眾、祭司和王公大臣被擄到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吞併新巴比倫，居魯士大帝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此後，猶太歷史進入異族統治時期，先後經歷了波斯統治、希臘化時期和羅馬統治。為了反抗異族壓迫，猶太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特別是公元前166年的馬卡比起義、公元66年的猶太戰爭、132年的巴爾 科赫巴起義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古典英雄主義篇章。公元135年，猶太人的起義徹底失敗，羅馬帝國把他們趕出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被夷為平地，從此，猶太人開始了長達1800年的“大流散”時期。

       猶太人的散居史既是一部充滿歧視與迫害的受難史，也是他們追求自由的抗爭史。19世紀末，基於種族主義的反猶思潮不斷升溫，特別是納粹政權的建立，使歐洲猶太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災難，600萬無辜生靈亡命于希特勒的戰爭機器之下。刻骨銘心的民族災難更激發了民族意識。猶太難民的現實問題、民族家園的既成事實、國際社會對大屠殺的普遍反思等因素交織在一起，為以色列國的誕生提供了歷史機遇。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1948年5月14日，本 古裏安莊嚴宣告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以色列國誕生，這是“從大屠殺的灰燼中錘煉而出的金鳳凰”，同時也徹底改變了巴勒斯坦的政治地圖。

       然而，就在以色列宣佈建國的次日淩晨，外約旦、埃及、伊拉克等阿盟國家立即對以色列進行了攻擊，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自此之後，中東地區可謂十年一戰、衝突不斷，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兵戎相向、戰火連綿，接連爆發蘇伊士運河戰爭、六五戰爭、贖罪日戰爭和黎巴嫩戰爭，使阿以衝突成為二戰後世界範圍內持續時間最長的地區衝突之一，中東成為“全球火藥桶”的代名詞。

       五次中東戰爭從整體上看是以色列佔了上風，但戰爭對國民心理卻造成了巨大創傷。與此同時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此起彼伏的恐怖襲擊、渺茫無期的和平前景，使以色列社會與國民的承受力越來越脆弱，許多人厭倦了這種兵營式的生活，“倒移民現象”的出現就是例證。

       目前以色列的主要憂慮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埃以關係岌岌可危。埃及是中東第一個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的國家，埃以雙方努力維持了長達30年的和平，極大緩解了以色列的安全形勢。但2011年年初的埃及劇變導致穆巴拉克政府倒臺，埃及國內出現了要求修改、廢除《埃以和平條約》的呼聲，為兩國關係蒙上了陰影。特別是發生於2011年9月9日的埃及民眾衝擊以色列大使館一事，更是自1979年埃以簽訂和平條約以來兩國爆發的最嚴重的外交危機。

       第二，以土關係嚴重後退。2011年9月2日，土耳其外交部長達烏特奧盧宣佈將土以外交關係降至二秘級別。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 居爾也警告説降格外交關係僅是第一步，土耳其將視情況採取進一步報復措施。更讓以色列不安的是，9月12日埃爾多安對埃及進行訪問，這是15年來土方領導人首次訪埃。土耳其本是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戰略盟友，但自從2008年以色列對加沙實施“鑄鉛行動”後，土耳其多次表達了對以色列的不滿。內塔尼亞胡雖然表示將努力使土以關係儘快恢復正常，但目前尚未看到好的轉機。

       第三，約旦民眾嚴重抗議。約旦是繼埃及之後第二個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2011年9月14日，為應對約旦可能爆發的抗議活動，避免類似埃及衝擊使館事件的再度發生，內塔尼亞胡決定提前撤回駐約旦使館人員。此前因為維基解密網站公佈資料顯示，美國有意將約旦“變成巴勒斯坦難民之家”，已經引發了約旦民眾的反以情緒。

       第四，巴勒斯坦“入聯”。2011年9月23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正式向聯合國遞交申請，要求成為聯合國第194個會員國，包括埃及、土耳其在內的120多個國家和組織已明確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對以色列來説，巴勒斯坦這一行動無異於一顆“外交炸彈”。

       第五，來自伊朗的威脅依然存在。穆巴拉克下臺後，埃及于2011年2月23日允許兩艘伊朗軍艦順利通過蘇伊士運河，這對以色列無疑是一次沉重打擊。

       對於以色列來説壓力不僅僅來自中東。奧巴馬上臺後調整了中東戰略，美以關係也進入了一個磨合期。在以色列看來，美國從伊拉克撤軍、接觸伊朗、向阿拉伯世界示好、要求啟動中東和平進程等都為美以關係蒙上了陰影，以方也通過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等渠道表達了對奧巴馬政策的不滿。正是上述一系列因素導致以色列地緣政治環境持續惡化。

       從內部情況來看，阿拉伯人的不斷反抗加劇了以色列政府的憂慮感。特別是1987年“因提法達”（“intifada”的譯音，意為“暴動”、“起義”，特指巴勒斯坦人的反以色列起義）的發生，不僅加劇了以色列社會的分裂──以色列猶太人與70萬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分裂，而且促發了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膨脹，在被佔領土上，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都加入了起義。

       “人體炸彈”對以色列人的精神打擊也極其嚴重，瓦解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安全理念。巴以和平進程啟動之後，安全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雙方在歷次簽署的協議中都對安全問題作出承諾。然而，殘酷的現實是：由於巴以衝突加劇，一段時期，不僅居住在被佔領土上的猶太人受到襲擊，針對平民的自殺性爆炸也幾乎遍佈以色列全境，尤其是特拉維夫、耶路撒冷等心臟地區接連出事，街道、咖啡館、娛樂場所、甚至大學都成為襲擊目標，這一切無不衝擊著以色列人的心理防線。不僅如此，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的襲擊也多選擇在猶太人安息日或其他宗教聖日，使猶太人的宗教熱忱與傳統價值觀面臨嚴重挑戰，因此常常激發更大的憤怒與恐慌。

       不可否認，長久以來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邊境與文化衝突已使中東人民積怨太深，但歷史告訴我們，儘管風雲難預、變化無常，人們求和平、求理解的情懷卻不會變。2003年，著名的美國學者、猶太裔律師阿蘭 德肖沃茨出版了一本題為《以色列的實情》的著作，引發廣泛關注。在該書的結尾作者寫道：最重要、最持久的和平舉措應該是基於這樣的態度：巴勒斯坦領導人不再教育他們的孩子仇恨猶太人和以色列人，不再出版刪除了以色列國家的中東地圖；以色列領導人不再鼓勵定居者，引導那些人不再沉迷于包括猶地亞和撒馬利亞在內的大以色列藍圖，這樣雙邊協議才能達成，偉人的握手才能結出和解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