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中國社科院發佈《中國産業競爭力報告》。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張其仔稱，按世界銀行的標準，2011年中國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且中國産業競爭力居全球首位。（12月13日《新京報》）

　　根據世界銀行2011年對於國家分類的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這一點，並非社科院虛構誇大所得。只是需要厘清的是：人均GDP收入與人均收入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包括企業所得和國家所得，而後者則單純是國民個人所得。換言之，“躋身中上等”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幾乎如出一轍，概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並不真正意味著國民收入已經居於“中上等”。這便是“中國躋身中上等”沒有引發國民榮耀感，卻偏偏誘發“被中上等”質疑潮的關鍵所在。

　　當然，我們或者無法拒絕和阻擋中國在經濟數據上邁入世界“中上等”行列，但我們應該從“躋身中上等”裏讀懂現實中國的陣痛。

　　儘管“國富民窮”這個字眼不討人喜歡，但在4400美元的人均GDP裏真正屬於老百姓錢袋子裏的並不多，這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GDP經濟總量，從1980年佔全球GDP比重的4%，一躍上升到2009年8%，並在2010年第三季度一舉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上經濟綜合實力第二大強國。但與此同時，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卻從1983年的56.5%，一路下滑到2005年的36.7%，20年下降近20個百分點。由於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幹得多，掙得少”成為一種令人酸澀無奈的時代寓言。正因為囊中羞澀腰包不鼓，普通居民的消費能力一直不高，而隨著物價上漲，民生壓力則水漲船高。

　　還有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過大。適度的差異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但國內貧富差距早在1994年就已經突破警戒線，還有持續擴大的態勢。同時存在“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窮人通過“上流”致富的渠道狹窄，階層固化苗頭隱現，社會結構性危機凸顯。

　　從這個意義上説，“躋身中上等”的中國，當前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其實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社會風險。這個問題不解決，國家GDP總量再大、經濟增速再快，對民生都毫無意義。

　　因此，胡錦濤2010年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發表致辭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社會基礎。”所謂“包容性增長”，即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最基本的含義就是讓全體國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這個目標實現了，我們完全可以驕傲地拍著胸脯走進“中上等收入國家”，而在此之前，推出一個大多數國民都不認同的“中上等收入國家”虛幻桂冠，只能會讓我們喪失對改革轉型陣痛的清醒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