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鋒

　　改革三十多年，國強民富相得益彰。但毋庸諱言，在國民福祉日增同時，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鴻溝也水漲船高。醫療保障呈現群體差異，城鄉文化消費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同處一城，一些家庭治不起病、看不起電視、上不起學……

　　不能造福于最廣泛民生的經濟活動是“不經濟”的，是人類行為的異化。民生産品必須體現公共性、普惠性。換言之，公共服務消費權的公平，是確保民生福祉公平的“起點”。公共消費不公的害處顯而易見。人的發展能力（身體素質、勞動技能等）取決於消費，消費就是勞動力生産和再生産的過程——留學生與文盲對教育産品的消費就有天淵之別，競爭力也顯然懸殊。因此所謂起點不公，實際上部分是由消費不公造成。而作為“兜底性”的公共消費的不公，更與起點不公相疊加，加劇起點不公，從而導致人的發展能力呈現貧者愈低、富者愈高的“馬太效應”。

　　例證舉目皆是。外來工小學屢遭取消，問題校車吞噬幼小生命，農民工在公共福利上與城市格格不入……且不談農村小學的“質”，其“量”也日漸萎縮——研究表明，在政績思維或“便於管理”考慮下，近十年來我國農村小學急劇萎縮，每天約有59所農村小學在消失。1990年，我國的村校比為1.07:1，基本上“村村有小學”；到2009年，村校比已擴大到2.56:1。其結果是農村學生上學距離變遠、寄宿低齡化。教育資源向城鎮集中，義務教育表面上的“質量提升”背後，卻是農村學生極大的不便、上學的高成本，被迫輟學可能性增大。公共服務的差異化、歧視化，帶來更大的機會不公。

　　公共財政的應有之義，就在於千方百計確保公共服務的公平有效供給。公共産品消費權的公平化，體現政府以“有形之手”對起點不公的校正，介入、嵌入到個體、家庭及群體發展的循環中，從而改變下一輪經濟循環的軌跡，以更公平的公共消費為起點，阻止起點不公的代際傳遞與遺傳，通過公平的義務教育權給寒門子弟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通過公平的健康保障權給礦工一個更有希望的明天……

　　那麼，公共財政如何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務？

　　一方面，向弱勢群體適度傾斜公共服務。目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法很流行，這對“富人享用更多公共品資源”的“不均等化”是一種回歸，但進一步想，“均等”就是“公平”嗎？恐怕未必，基於弱勢群體對公共品資源的“爭取權”相對更弱，按照“矯枉必須過正”常識，欲達公平，必須傾斜。而且，對弱勢群體而言，公共服務哪怕些許改善，其“邊際效用”也會很高，對提升社會整體幸福感效果亦更佳。廣東提出並著力改善“底線民生”，客觀上與這一邏輯是契合的。

　　另一方面，誰才是效率最高的公共服務提供者？由政府提供最讓人放心，但往往也是低效的；由社會組織提供是大勢所趨，但“半官方”和“壟斷”的身份也往往導致公信力流失；由企業提供效率最高，但往往出現市場失靈的盲點。如何找到一個“黃金分割點”，仍需求索。但毋庸置疑，不管誰來提供，必須主要由公共財政埋單，這也是公共財政責無旁貸的義務。最近，廣東為社會組織鬆綁，讓其承接部分曾由政府包辦的公共服務；廣州鼓勵民間機構參與社區公共服務，蘿崗區“聯和一家”社區服務中心，在國內首次引進專業社工服務機構，政府出資購買專業服務，效果初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