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劉紅傑

　　近日，濟南等22個城市消費維權單位聯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建議函》，呼籲賦予消費者組織代表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權利。

　　如果從法律層面予以保障，賦予消協公益訴訟的主體地位，無疑將使消費者實現“弱者的聯合”，這將從根本上扭轉消費者維權時的弱勢地位。

　　目前，消費者遭受群體性侵權的事件時有發生，比如面對商品房質量糾紛、物業糾紛、旅遊服務糾紛，受害者往往是人數雖多卻勢單力薄，消費維權常常因此而陷入尷尬境地。與之相對，一些壟斷行業的“霸王條款”明知故犯，單個消費者以一己之力也難以撼動。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按照現有的訴訟法，受害者眾多，如果幾十萬人各自去訴訟的話，不但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對受害者來説，維權成本將是他們不能承受之重；而如果能引進消費者維權的公益訴訟機制，一人勝訴萬人獲賠，那就可以極大地增強維權效果。這個“一人”，在目前的情勢下，最合適的無疑是消費者協會。

　　但是，實施于1994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至今已17年沒有進行過修改，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目前的規定，消協是社會團體，只能受理消費者的投訴，並對投訴事項進行調查、調解，並沒有代表消費者進行訴訟的主體地位。立法的滯後使消費公益訴訟無法可依，因此，對一些消費糾紛，有人用“執著的原告、熱鬧的媒體、穩如泰山的被告、無動於衷的法院”來形容其窘境。由此看來，要使消協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起到更有效的作用，既要提高消協的法律地位，更要健全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使消協可以直接參與相關訴訟。沒有法律的支撐，在很多情況下，消協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就只能是紙上談兵。

　　如今，在歐美和亞洲的印度等國家，公益訴訟制度都得到了完善和發展。而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成熟，消費者的維權意識也日趨增強，消費行為覆蓋的範圍越來越大，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説，建立消費者維權的公益訴訟制度越來越有必要了。